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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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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党史资料: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  

2016-10-02 22:55:37|  分类: 伟人经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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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小组组长会上的讲话 

1959年7月10日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15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会议纪要。形势、任务等问题起草成文件,由中央批发;粮食问题,人家还有什么意见,修改后,作为正式文件发。

 

  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龙云、陈铭枢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长城;说历代开国之时,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就是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党内天津的科局长对去年有议论,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他们不了解全面情况。“得不偿失”,可举几十、几百上干件,无非头发卡子、菜、肉、蛋不够,有的买不到了。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不要骂人,要帮助他们认识整个形势。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上海有一个党委书记,否认去年的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大跃进好。后来到家乡调查,仍增了产。可以不杀人,进行教育。龙云多活10年好,否则到阎王处还造谣。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去年四件事:1959年要搞3000万吨钢;基建1900多项;粮食翻番;办了人民公社。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项目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3000万吨钢,引起各人不满。不管右派“左”派,党内党外,要是说缺点,确实在,都承认。因为总不能说粮不紧张,肉多了,计划不高,基建不大吧。承认有些被动,但并非全面被动,也不会垮台。公社没垮嘛,垮一部分也不要紧,再办起来就是。食堂情况也并不比公社好,垮一大部分、垮一部分都好,我都支持。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我都赞成。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前就有了。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不能说1958年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过去搞1900项基建,现在788个,这还是合乎多快好省的。 1800万吨不行,现在1300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番,但增加30%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大跃进中最大的问题,是夸大了一些,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诗说,中国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国。经过调查,美国的路面也有出水的。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的。(按:黄系清华教授,当年在校刊发表杂文《花丛小语》,对北京市道路修建有违工程常识,造成损失事,小有讽刺,谓如在美国,此等事必引起纳税人抗议。文首有贺新郎《百花齐放颂》。)对苏联也是早晚评价不同,斯大林一死,什么都不好了;卫星上天,又变过来了。农业发展,通过合作社到公社,我们总是增产的;不管增多增少,合作计、公社化总是推动了生产的。苏联集体化后,很长时间粮食减产。

 

  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总是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杜,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总可以有70%的人赞成总路线的。

 

  打仗,世界上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彭老总说一个指头多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群众路线问题。只能说一个时期、一个问题上,我们脱离了群众。算账、整社是个大问题,不要虎头蛇尾。对公社和农村广大于部,要继续整顿和教育,但要分析,要有信心。河南整社中120万干部,有三分之一大大小小犯点错误;只有3600人恶劣,受了处分,占千分之三。对干部要有分析,对坏人则不讲团结。

 

  北戴河会议后,一部分问题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当时不公布就好了。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很被动。当时人心高涨,心是好的,形势很好,但埋伏了被动。经过郑州会议(指第二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到这次庐山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后,腰杆才硬起来;但是还有一部分软,还被动。副食品总还是不够吧,北京有一个时期每天四两蔬菜。在这些方面,腰杆子还不硬。人家对此有意见,讲得对。要认识这方面的缺点错误。这也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一个连打得剩六七十人,有所得有所失。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有的问题是得不偿失,这属于缺点错误部分。斯大林讲过,关于规律,人们适应时感觉不到,一破坏才感觉到了。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向来认识规律。去年确是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人的经验从两方面来:成功与失败。如打仗,首先从胜仗来,其次从败仗来。经济建设亦如此,要从成功与失败两方面学习,这样才能认识与掌握客观规律。我们要接受斯大林遗产,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们为什么搞一套两条腿走路方针,这是鉴于斯大林走的弯路,农业长期腿短,苏联几十年没有解决。斯大林在世时,对一些大问题,多年来才得到统一认识;但有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农业问题。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可划个界。赫鲁晓大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我们要快一点,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的长短腿(指工业与农业)凡十年没有解决,我们要真正用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还有五个并举,但执行中未能全按这样来做。去年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小洋群代替小土群,对小土群也不要全部否定。

 

  张奚若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讲的四句话: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我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有什么不好呢?去年1900个项目,搞得多了一些,现在改为788个,不是很好吗。我还是要好大喜功,比较接近实际的好大喜功,还是要的。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所偏,只能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边。中国人民、中国*****没有一点志气,还是不行的、还是要偏听偏信,要偏听偏信无产阶级的,而不能偏听偏信资产阶级。再过10年到15年赶上广英国,那时陈铭枢、张奚若这的人就没有话讲了。这些人希望他们长寿,不然,死了后,还会到阎王那里去告我们的状。

 

  北戴河会议以来,虽然一些事情搞得不好,但总是抓工业了。(按:这是就他自己和某些过去从来不人过问工业的地方领导干部而言)。一年中有很多经验,我负有责任。1953年批评薄一波,后来批评计委,这次自己负了责任。南宁会议后搞地方工业规划,听湖北汇报,说过去太保守,只有70个亿。当时说过,这可能是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因为原来没有什么地方工业,搞了点东西,就是检讨起来,也有个根据。搞经济建设,过去不过陈云、富春、一波,现在人家担当起来。过去省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都抓起来了。过去大家抓革命,经济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是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湖南那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有的省,钢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十万零一吨就超过了。这样看,成绩是伟大的。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一年实践,抓了工业,取得这么多经验,同过去只听“怕”,走过场,让签字画押,总算是不同了。一年来有好的与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说光有坏的、错误的经验。

 

  【总理插话:副主席(按:指当时应中国邀请前来观察全民炼钢运动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副主席扎夏季科。他回国后向苏联领导人谈中国观感,有批评性意见。不知道是他没有向中国方面全部谈出他的真实看法呢,还是周恩来没有转述批评性部分)来谈两条: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缺点、错误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我们发明“大跃进”这个词好。】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经验写了书。以前他们有公社问题:斯大林讲过,集体农庄加食堂就是公社。斯大林吃亏就在说他办的事,一切都很好。从不讲缺点,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有错不能很快改正。苏联1936年宪法,《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否认矛盾;否认缺点错误,就不能前进。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10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应该说,我们对建设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10年。建国后10年,第九年度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度在庐山开会。我们这一年来的会议,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大家要记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常分析问题,脑子不要僵化,不要要求人家硬相信我们这一套。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不在制定之时,而在执行之后。过去的革命路线,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的建设路线,要再看10年。从具体事情来说,有些得不偿失问题;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一定学费的。(刘少奇插话:大办钢铁花了20多亿,全民学了,值得。)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讲到报酬,要按劳付酬。把共产主义引导到平均主义是不好的,过分强调物质刺激也不好。报酬以不死人、维持人民健康为原则。这话是党内讲,对先进分子讲的。国家建设也好,革命也好,要有一部分先锋分子、积极分子。我们为革命死了多少人,头都不要了,还给什么报酬。天天讲物质刺激,就会麻痹人的思想。写文章要多少稿费,钱多了,物质刺激也不起作用了。要培养共产主义风格,不计报酬,为建设事业而奋斗。

 

  宣传问题。关于已公布的指标改不改?两种意见:一种,这回改,1958年、1959年的都改;一种,现在不改,一律不改,明年再改,甚至等1962年计划一起改,正式发公报。也有一种意见,1958年下改,1959年就不好说实话了。到底如何改好?五年计划改不改,要不要?明年拿不拿出来?我看现在难搞,经验还不够。对外来说,八大通过的,已经有过一个二五计划,实行中无非超过。可以党内搞个二五指标,此事也难以肯定,搞个发展趋势,发展方向。

 

  今年党代表大会是否不开?经验还不成熟,缺一年也可以。党代会开不开?各级改选不?小组会讨论一下。

 

  农业四十条,赞成搞;人代大会还没通过。单位面积产量,有人提出400、500、800斤改为500、600、1000斤(即黄河以北,以南及长江以南亩产指标),是否改500、600、900斤?高寒地区在外。不要把两广压得太重,大家考虑。有人提出除“四害”不行,放松了,还要搞。麻雀是否还要打?

 

  粮食如果今秋确实大丰收,可以征购1100亿斤。假如不如去年,也可以减少一点,如甘肃、湖北,可以减少一点。过日子问题,要好好给大家讲一讲,有些地方去年增产不多,今年粮倒不紧;增产多的反而紧,主要是估产高了和安排不当。各地都有很多例子,要用以教育乡、社干部。“糠菜半年粮”改为“瓜菜半年粮”好,原来只是极而言之。

 

  县级以上基建项目,原来有13000多个,许多根本没有动,只是列上计划。去年打3个大胜仗,把我们也打得稀里哗啦。现在是后备力量太差,明年少搞一点,增加储备。过去打了胜仗之后,人员伤亡,可以合并编制。搞经济建设,不能将两个工厂合并成一个。

  

    1959年7月23日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蹋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蹋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蹋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蹋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後,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距,一万年以後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蹋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本来十八个题目,加一个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子: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处还是有害?我看有害,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嘛,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为什么只有你讲得、我讲不得?别人讲不得?但是我劝许多人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不忙讲,也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十一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五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蹋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到列宁的手稿,改得一蹋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将来准备垮一半,还有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办得不好,一定要垮。*****要做工作。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计委是计划机关,现在却不管计划。还有各个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计划,就是不管综合平衡。不要比例,这一条没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铁、多少运力。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真没有料到。我这样的人,总理、少奇同志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楼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根本没有领导,哪来什么英明呢?

 

  看了许多讨论发言,铁还可以炼,浪费是有一些,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为真正好铁奋斗。共产党员有个办法叫做抓。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农林牧副渔,粮棉油麻丝茶糖药烟果盐杂,农中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不能每一个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不能到回民地区买卖猪。党不管党;计委不管计划,不管综平衡,根本不管,不着急。总理着急。无一股热气,神气,办不好事。李逵太急一点,列宁热情磅薄,可以感染群众,实在好,群众很欢迎。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祸从口出嘛。两部分人都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听不得坏话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代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就是。江西党校那些意见是驳谁呵?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一千零七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碴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人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个总路线,是虚的,实的见之于农业、工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放大炮也相当多,如谭老板(谭震林),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关于共产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的快,说话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三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彭德怀同志讲的,张飞粗中有细,他说他粗中无细;我说我也是张飞,粗中有点细。公社我讲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有个过程。当然那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可能过于短了一点,我讲大体两个五年计划。要进到全民所有制,现在看来,可能要大大的延长,不是两个五年计划,而是二十个五年计划也难说。要那么久?还是不要那么久?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刘少奇插话:列宁也有,讲世界革命很快就要来了。)世界革命,那个时候他希望世界革命来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阶段,后头不行了,搞出一个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泽和在以前也讲过吧?(刘:是一国可以胜利,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没有讲。)一国可以胜利,到这个时候,不建怎么办?只有一国。(刘:依靠自己本国的农民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依靠农民。巴黎公社起义之前,马克思反对。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这两者是不是一样?季诺维也夫后来开除党籍,杀了头。马克思是否还要杀头?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2、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1959年8月2日
 

  同志们,开会。八届八中全会,中委、候补中委共191人;到147人,列席15人,共162人。

 

  会议议程,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修改指标问题。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几个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5个月,改了好,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已成为一种负担,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得破除迷信,将菩萨打烂,重新确定合乎实际的指标。就是钢1300万吨,铁2000万吨,7000万吨铁矿石,煤3.4亿吨,以及粮、棉等等,这是5月间曾经定了的。这一次会议所以召开,就是改指标。

 

  另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二级所有制等。9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明春准备开党代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9月、10月开也可以。1957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现在要求民主,这种形势,开头没摸清楚,看来是这么回事。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几天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就是这两个议事日程。一个改指标,一个路线问题。

 

  开会方法,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我们是希望分裂,还是团结?中央委员会,我们这个团体,关系着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两个:世界大战,党的分裂。那时并无显著的迹象,现有此显著迹象。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改,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种方针,已行之几十年,比较有效。对犯错误的同志要给条路走。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阿Q不满意,就是那个什么赵太爷不许别人革命。过去和今后,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从这个愿望出发,对犯错误同志一看二帮,帮他改。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

 

  我们是否欢迎错误?当然不欢迎。错误是一种毒药,尤其重大错误,吃了不得了,要闹肚子,甚至要死人,以远离为好。因而要有批评、斗争。错误的东西,跟我们离得越远越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加分析,还是有希望的。无非两种可能:能改,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跑到那边去了,经过批评、教育,加上客观形势的改变,可以改变过来。如立三路线,赞成的人很多,后来都脱离了。王明路线,那么积极,经过4年实践,遵义会议纠正过来。从遵义会议到七大,经过10年,中间经过4年整风,长时间等待,到1945年开七大,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一个人改正错误哪能那么快,经过长期等待是必要的,强迫接受,那是不行的。马克思说,商品二重性,经过几自次交换,才认识的。何止几百次,古代到现代,才认识商品为何物。经过10年很必要,并且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那时不承认错误,《两条路线》书一出,就承认了,解除了武装。王明始终没改。洛甫好像改了,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如今年夏天气候。我要写封信给你,我看你是有病,要大喝一声。你有病,像楚太子,出身汗,就好了。谁人无错误、缺点。就路线错误来说,大多数都改好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能改好,要有此信心。不能改的,只是个别人。我们要尽人事,努力帮助,对人要有情。对错误的东西要无情,那是毒药,要深恶痛绝。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学李逵粗野。李逵是我们路线的人,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三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他们缺点是好杀人,不讲策略,不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总之,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至于有时候凶一点,也不要完全禁止,大辩论嘛。现在我出大字报,《简报》是中字报。

 

  路线问题,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过一条,请大家讨论。因有同志提出怀疑。一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他们想改换一下题目是可以的,就是什么问题?现在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如刮“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问题了;不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7月开一个月会,大体情况如此。详细经过,恐怕要组长、副组长介绍一下。一个议事日程问题,一个开会方法问题,我就讲两点。你们有什么意见,讲一讲。没有不同意见,就照两点进行工作。

 

 

3、毛泽东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的讲话


1959年8月11日


  开了40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一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一、讲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所谓人生观就是讲社会观。所谓世界观,就是讲自然界,恐怕是这么说的吧。我就不懂什么叫人生观(人生观外国书上很少)。两个是一个东西,就是世界观,就是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两个部分。为了通俗起见,既然大家关心,人生观谈谈也可以。这个问题在一部分同志那里是没有解决的: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中央常委和他们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我们说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外国流派,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无客观标准,不是从感觉到理性,而是主观唯心主义;一厢情愿,单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不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客观真理是经过千百次反复感觉,山水草木,牛马猪羊,小人老人,才确认清楚。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唯我主义,极端主观唯心上义;西方流派,贝克莱:为何有我?由于我想,我思;我在,物在。他所以犯错误,是世界观有问题。犯错误的人,要改造世界观,或是部分或是全部的。有些同志说,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
  二、跟彭德怀同志个别谈过一次;跟黄克诚同志几位谈过两次、三次;常委又跟彭德怀、黄克诚及其他几个同志,有周小舟啊,李锐啊,也还有周惠,一起谈过两次;统统交心,我们的心交出去了,他们也交了一些。我觉得他们三十几年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为什么没变?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或者叫主要的领袖吧,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因为资产阶级的立场,他这个宇宙观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从1928年起,31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所谓三七开者,不是跟我个人。如只同我一个人有仇,或者我不对,或者他不对,那一个人一半。而他是跟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就是说,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
  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翟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100%,棉花增产100%那一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3000万吨、2000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产,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人们说他抢先了,看来他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
  在庐山是两种气候。一种,大多数说大跃进、公社化好得很;少数,“俱乐部”的同志就说是糟得很,他们的看法跟罗隆基接近;有些人说他们是有过之无不及,因为罗隆基承认你解放军,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
  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把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机会主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我听张鼎丞讲福建问题,把党权、政权剥夺去,封为“罗明路线”,还有什么邓、毛、谢、古。我被封两个称号:“狭隘经验主义”,这一下刺激我切实研究了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于政治上,我叫我“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游击主义”、“上山主义”。这对我帮助很大。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是大的分裂活动。好在搞得快,因此抢救了一些同志。再迟半年、年把,我看不晓得怎样了,就是要按高、彭、饶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即中国这个世界。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张国焘是个分裂运动。陈独秀是个分裂运动,他搞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列宁派”,打着列宁的招牌。罗章龙在上海成立另一个“中央委员会”。第二次王明路线,实际是两个中央,武汉一个,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武汉那个,而延安不过是“留守处”。
  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
  六、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强迫命令”。究竟吹遍了没有?查了,我看至少有三个地方:一个国防部没有吹遍嘛,一个外交部没有吹遍,还有一个湖南省没有吹遍。这些同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他都是机会主义。还有强迫命令,这是有之的。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涣,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不得了,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都是好东西,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
  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平均主义、“一平二调”是不对的,这是个大学校。这是“共产风”。浮夸之风呢?吹一吹极有好处。你不吹,总要吹的。就是这一年,大跃进,什么放卫星,放许多假卫星,报纸上登许多,它势必走向反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3000万吨,2000万吨,1650万吨,这三个阶段,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就是我们搞的嘛!除了“俱乐部”的同志以外,其他都是“不正确”的,因此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得到经验。全党都得到这样深刻的教训,叫比例失调,市场紧张。还有什么炼钢铁,小土群,说湖南有5万个小土炉,3万个点了火,2万个没点火。都变成了有益的教材。特别是经过“俱乐部”同志这骂,40多天骂,大有好处。
  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政治是上层建筑,组织生产。苏联的《哲学小辞典》,讲同一性,是形而上学,非马克思主义,否定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生与死有同一性。战争与和平无同一性吗?请问战争如何转为和平?和平如何转为战争?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抗美援朝,对立的东西有同一性。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赫主义,杜威主义;关于政治,自由,必然性与偶然性,自由与必然,这些都可涉猎一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保护经济的,使经济合理发展。技术措施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生产进行中必须采取的措施。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
  九、集体领导还要不要?这是赫鲁晓夫特别强调的。你大概在莫斯科取了点经吧!关于集体领导,有没有?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这回要“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是没有“集体领导”的,大概省一级除湖南之外也不多。还有,“民主”是没有的,“自由”也没有,自由首先是讲言论自由。在庐山,我在头两个礼拜,鼻子也是不灵的,看到有点问题就是了。有点灵,不是完全不灵。看嘛,提出18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以后拿来一看,我就不要看了,就去印嘛!印出来一看,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7月2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19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有没有集体领导,这个东西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事实问题。要派万人检查团,或者千人检查团,或百人检查团检查。这回我们开中央委员会,100多人开会,你检查究竟有没有集体领导,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这也是第一书记挂帅,那也是第一书记挂帅,好嘛,就不挂帅了嘛。挂还是挂。你们看嘛,100多人开会,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满足“集体领导”的要求。以后大家如果赞成,一个月一次中央全会我都干。一个月开一次,一年12个月12次。就是天天开也可以。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现在许多同志讲出来,彭德怀同志,你那个军委会究竟有多少民主?究竟是一种什么制度?有没有民主集中制?可以查一查。他们现在争“民主”,争“自由”,争“言论自由”,就是他们要搞政治挂帅,要搞第一书记挂帅。他们要搞没有大跃进,或者很小,小跃进,不跃进。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天,不然我们还欠20天的账,我还加5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他们所谓“集体领导”,是宗派主义的,不利于党,不利于民族,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而我们的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的,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照他们那个搞,我看不行。就是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的“集体领导”是假的。资产阶级也有民主,美国还有国会,你说没有集体领导?尽是独裁?可是所谓“民主”,是搞资产阶级民主;所谓“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言论自由,是反无产阶级的。他们还要求“民主、自由、博爱”(最近不是发了这个文件吗?),这些东西同章伯钧、罗隆基一样,他们也是要大民主,要大鸣大放。这个口号是章罗联盟创造出来的,现在转化为无产阶级的工具。他们大鸣大放,要把我们放倒,把我们鸣死,他们就活起来;我们垮台,他们就上台。他们这个“自由”,资产阶级有自由,无产阶级就没有自由。他们“博爱”,爱什么?是博爱右派,我们是爱“左派”:工人、农民。6亿人民,除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和庐山会议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们都爱。这个右派司令部,我就不爱。我给他们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们把毒素放出来;给自由活动,就是不要禁止自由活动,要让毒草长起来,以利拔掉。我向你们交心呀,你讲我阴谋,我讲给你们听,就是这个道理。我叫你们放,你说我钓大鱼。确实,就是要大鱼、小鱼一起钓,你不钓不得了。这个大鱼叫什么鱼?是吃人的鱼,是鲨鱼啊!
  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不是有几位秀才最近倒霉吗?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李锐同志啊,你在不在啊?你不是要求我在一个会议上取消“湖南集团”称号吗,我大愿意取消。不过,叫“湖南集团”不合适,那是我与你们几个人讲的。譬如有张闻天,他就不是湖南人(有人说:周惠也不是)。周惠跟他们有区别,这个人据我看,与“俱乐部”的人只是沾了一点边,你说他是“俱乐部”的正式成员,我不相信。周惠这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他是不给你交心的,他的心使你看不见。小舟啊,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不要妄想,把我们的秀才挖去。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7月23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一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到20日那天我找组长们谈过一次,讲耳口并用之理,好的就接受,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郑州会议,1957年青岛会议,就讲了硬着头皮顶住嘛,中央发了指示嘛。今年3月郑州会议,我讲的话,又是说,对于算账派、观潮派,让他们讲,硬着头皮顶住。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我好几次问小舟,你们放什么?你们要民主,大鸣大放,受了压抑,究竟要放什么东西?他又不讲。听说他有十大纲领。对我就没有讲,只讲了个别问题,比如食堂。后来跟少奇讲了。(少奇:是你谈的)小舟你那几条,我就没有印象,当时我就不记得你第一、二、二、四、五条……因为我跟你谈时,不是你一个人,还有别的人在座,就是没有把你的纲领拿出来。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这个我就不知道。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我没有,怎么叫转了一百八十度啊?!
  十二、今天是11日,下午休会,明天休会一天,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今天讲过了,好使你们精神有准备,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上准备讲演稿。“俱乐部”的同志们!13日开大会时,最好你们不要写,那么谨小慎微,那么怕人家抓小辫子!我们德怀同志现在极为谨慎。你学我这样搞点小题目就是。请你准备一下。
  十三、辞职的问题。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究竟怎么办?过去我们跟彭德怀同志几次谈话,两次常委会跟他们谈话,常委会为一方,“俱乐部”为一方。最近,就是前天还是哪一天,看到他一次讲话。我高兴,我说他开始取得主动,表示欢迎。我高兴了,就请他来谈了一次。他又提出这个问题,我说还是你干吧!常委会过去我们议论过,还是他们干。但是究竟如何?还是辞职?还是改换工作好一些?还是照旧不动好?另一个是黄克诚同志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干不干,这两个我提议讨论讨论,不然又是我独裁。你这个常委会,只有这么几个人,我又跟彭德怀同志个人说了。不是讲要民主,要集体领导吗?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
  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周恩来:小组很多同志主张开)我是赞成开的。因为不是讲要“民主”吗?扩大“民主”吗?“集体领导”嘛!军队里头散布这些毒素,“俱乐部”的毒素,不肃清是不好的。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昌都、甘南、青海的海南,剿匪的队伍来一个适当的人就行了,现在他们很紧张。问题是“俱乐部”的同志们,你们赞成不赞成?你们如不赞成,表示意见。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10天,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单纯。
  十五、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二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这两个今天马上就付印,发给所有的同志征求意见。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有几个反对派,我看有好处,可惜太少了一点,只有一个半,一个政治局正式委员,一个候补委员。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有许多是组长议论过,还有一些同志参加。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这个决议,你们两方、大家要讲话的。草案是少数人起草的,常委会的意见,可以修改,要吸收同志们的意见。你们知道一个方向,常委有这么一套意见。让对方讲话,你们想一想,或赞成,或不赞成。三个决议;一个公报,迅速发出。
  十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庐山会议开头是神仙会,搞到尾巴上连一点神仙味道都没有了,也不好啊!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或一批二帮、一斗二帮,批评之后变成一看二帮,看改不改了,还要帮。我相信全体同志经过这次会议会大进一步。这次会议要收得好,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原则。
  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实。但是他们脑子里头,那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不说它是反动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组织宗派,进行分裂活动,反对全党的大多数、全国人民的多数所拥护的总路线。而且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6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7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10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9个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跟他本人、跟黄克诚也讲过,我说你们怎么工作法?10个元帅,跟9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我所以在3号印出来的那个东西中提出团结问题,我就抓这个旗帜,我们大多数要抓团结的旗帜。凡是错误路线都是不提团结的口号,因为他们要分裂。我们要团结: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就是不团结那些反革命。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30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唉,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这些右派。(安子文:现有45万)好多?45万?哈哈,队伍不少!所以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出: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二,反革命杀了100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100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45万嘛。所以现在我们党内,“俱乐部”的同志相当孤立。我说内外夹攻,并非其时。现在是一个太平世界,形势很好。否则我们为什么在庐山开神仙会?那个紧张是你们紧张,我们并不紧张,有什么紧张?开会前,我10天走了4个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情况很好,这4个省可以代表全国。以上讲的是估计他们的革命性。
  我们的会开到今天40天,7月16日以后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同时还要批判反动性一面。我今天讲的这一篇也是做批判文章。所谓做批判文章,就是做分析。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31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年的关系嘛。这是就我来说。同别的同志呢?长短不一,总司令、林彪有31年。总而言之,我们的关系,我认为应当继续下去,应当搞好,而不应当在这次分手,把他们抛到海里去,应当把他们留下来,帮助他们同志式的态度。这就搞两条:必须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并不包括一点职务都不变动。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评,继续批判从严。王明告洋状,联共中央把他告的三条罪状告诉我们,他们想把这个瘟神送回中国。我劝这些省委书记,你们不要怕告土状。秦始定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0年了。好的讲个坏,一时可以讲坏,总有一天恢复;坏的讲不好。
  十八、再讲两句国内国际形势。据我看非常之好。当然美中有个足,疯子可以闹事,但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这是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蒋介石搞了20年,越反动越好。我的意见: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除了马克思,就是他们教育出来的。没有他们教育、压迫我们,能搞起来?我看是不行的。现在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不可能国际形势是乐观的,国内形势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
  二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完了。


4、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1959年8月16日


  反右倾机会主义决议,要作充分准备;传达与讨论方式,要好好研究。
  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当这样来总结。会议头一个阶段开得不对头,是照我们的老规矩。后来才出现对立面,引起大家注意了。18个问题中那些东西,现在是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是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总结经验应当像刚才通过的五个文件这样总结法,锋芒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鼓干劲。在这件事上,犯错误的同志帮了大忙。社会上,党内,基层,早已发生右倾问题。因为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起,已经八九个月了,一直搞指标落实,什么反对刮“共产风”,等等。开几级干部会,不断地批判,产生了右的倾向。而我们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在北戴河会议对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一月会议、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提意见,而到庐山来提意见,可是气候并不好,因问题都已解决了,只剩个尾巴,形势也已好转。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
  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前一个阶段两条路线斗争,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反帝反封建是不彻底的。“左倾”机会主义买了过头粮,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消灭资产阶级,这同共产国际有关;共产国际指示,中国革命如不同时反对资产阶级,那么,反帝反封建任务不能完成,混淆了两个阶段革命。此外,还有方法问题,比如要打大城市,以为城市暴动容易成功,不认识农村包围城市。那时“左”嘛,“左”派太少了嘛(少奇:二十八个半),但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左”一阵风。后来中央进入农村,就发生革命快、慢问题,是先夺取城市,还是长期在农村壮大力量等争论。关于农村阶级关系也有争论,如富农分坏田,组织政策不正确,不从团结大多数出发。这一回对五六位犯错误的同志也要团结。王明告洋状,说我路线错误,说我反对共产国际。我们说,是自己反自己,谁教中国人接受这些东西;胡子眉毛一把抓,两个阶段毕其功于一役。组织上圈子越搞越小,只信任自己熟悉的人,派一个人去当太上皇,对“异己者”非搞干净不可。高、饶也是狭隘得很,两个摊摊,都想打倒,剩下的不多,彭德怀那个也不兴旺。过去说北方没有布尔什维克,当然要团结北方同志。那时我也犯了错误,信任高岗。有些同志这么解释也有理由:西北局工作好,那时他尚未发展到反党程度,一般讲,他在陕北一段做了好事,问题在东北。这回彭德怀继承衣钵。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因为路线错误,1938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1939年、1940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还有同四方面军关系,张国焘的错误引导四方面军走上错误的道路,这个责任在张国焘。张是中央派去的,是阶级异己分子,同他作斗争,应当在党内斗,不能用武力。但长征中彭德怀提议过用武力解决,是在甘肃南部,那个两省分界地方的时候。这是资产阶级、封建集团互相吃掉的办法;无产阶级不能用这个办法。人家不服怎么办?只能等待,这是惟一的办法,无产阶级只能用说服的办法。
  高岗、彭德怀从小局面出发。这次同他们谈过,只有洛甫同志没有参加。开谈判会,彻底把牌摊开来。我问过彭德怀个人,究竟有几个人?彭说有几个人,15到20个人,小组会上意见相合的只有这个数目。现在看来,他把一些人的范围扩大了,过细一算,一共4个人,加上李锐只有5个人。其他个别同志无非多谈了几句话,不能算“俱乐部”盟员。上榜的,写在决议上的,4个。为什么李锐的名字不写在决议里,因为不在中央委员的圈子平,你不是中委,又不是候补中委,不够资格,是个别工作人员,无写上名字的必要,只写个“追随者”就可以了,并不是藐视他,也不是开恩。你们圈子那么狭小,从来不拿团结旗子,要打分裂旗子。第一、二次王明路线,形式上统一,事实上分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错误的打击正确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躺在蒋介石身上。马克思主义忽然几个月丢了,阶级分析不要了。不是分清左中右,不是壮大“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不分清国民党共产党两党的差别,说都是“优秀青年总汇”,这是王明的口号。王明这一套,居然许多同志相信。
    在朝鲜,也是不信任大多数。过去彭德怀对贺龙电是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学习。那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军阀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二条就好。我同贺只见过一面,同你们见过多面。我说,这三条,你总不能驳,对人民有功。彭不从大处看,只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靠得住,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成了功也搞不久。如果高岗成功,也搞不久的。这次庐山你们成了功,党政军到你们手里,我看,顶多年把两年,你不垮台我就不相信,因为你们那么狭隘嘛。
    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1953年提出总路线,这么一个纲领,那时他们受不了,他们实际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参加党的。消灭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相当一部分人受不了,富裕中农这个阶层,城市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内党外的),资产阶级都受不了。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他们能舒服?他们不舒服的,不愿革自己的命。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勉强可以接受,资产阶级大多数就是不舒服。这种情况,不仅地富反坏右中有,合作化、公社化也有人不高兴。反映在我们一些同志身上,这一关难过。讲到这里为止,是讲坏话,讲难听的话;底下要讲一些好话,不然就不平衡了。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历史上他们做过好事,反帝反封建,对社会主义有模糊愿望,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小舟今天表示赞成决议,我很高兴。昨天我还相当悲观。我跟你说过,你是个民主人士,而已是个不甚好的民主人十,比程潜差一点,与章乃器也许近似,也难说。现在听说海瑞在你们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人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上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有人说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海瑞,那也是真的,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说的不听。我是偏听偏信,只听一方面的。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缺点,是对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了,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庐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空气变了。第二个侧面,除了小舟,主要是彭、黄、张三位,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这么多人批评,有分析,留有余地,批评反动的一面,坏的去掉。他们这些同志承认了错误,还待实践,但承认缺点不完全。不要性急,不要搞大跃进,已经大跃进了。29天,关系很恶劣,一定要榨出油来不好,容许有思索,有改正的时间。这方面是收获,表示欢迎,愿意同大多数合作团结,愿意革命。彭德怀跟大家、跟我说了三条: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开除了党籍还可以去耕田。这叫“狷者有所不为”;你还缺一个“狂者进取”,是孔夫子说的。你就是服从命令,不造反,积极方面说,61岁了,最后算账,以后再说,以前的不算。普列汉诺夫以前大半正确,后来反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现在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了。为什么能成佛?只要你放弃自己的纲领,真正跟大多数人合作,采取团结态度,你就是光明,立即光明,再不会有时觉得光明,有时悲观。大家要做工作,应该同他们往来,不要老死不相往来。大家要采取热烈的态度,到他那里去。不要怕沾什么“俱乐部”的边,你怕“俱乐部”,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入污泥而不染,要帮助害病的人,医生任何地方都去的。不采取热烈态度,消极害怕,怕沾边,这不好。不要紧的,会开了这样火,才5个人嘛。经过这次会议,大家打了预防针。我喜欢交几个右派朋友,这是黄克诚说的,周围要有几个右派朋友,左中右都要,有道理。同章士钊、黄炎培我都谈得来,有个比较;连右派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在中国社会做工作,没有几个右派朋友,我看你首先就不正确。
  我希望同志们在各地传达,如你们开10天大会,9天指出错误,要强调错误那方面;不过也要指出有革命的一面,但不可强调,一强调就无事可做了,你就治这个病嘛。到第十天开团结大会,不要把这些人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印度话说“巴依依”,英语good bye。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现在习仲勋表现很好,还有贺晋年、张秀山,也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他们也表示愿意搞好关系。有两种情况:在党内一宣布,觉得不好广,感到惊奇;觉得突如其来。这可以理解。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操了40大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影响范围缩得越小越好,有可能转过来。转不过来我们也没有蚀本。采取团结态度,转过来了,就赚了钱。个把两个人不转过来,也无关大局。中国6亿人口,每年增加1300万,我看天不会塌下来。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没有转过来。王明还在莫斯科,洋状告了3条:反对共产国际,强迫80%的人整风作检讨(其实是100%,这次又是强迫),搞个人独裁。
  我的意见是这样: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和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王明是投降主义。个人投票不行,还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改变不改变,两种可能。应当权力争取转变过来。中国人民热情,有英明热情的党。庐山这一场斗争同上回斗争高岗来比,这五年半里,我们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央如此,我想地方也如此。给必要时间是可以的。
  右派是多少?有45万。比人家一个党还多。除了个别的以外(章伯钧、罗隆基、龙云是极少数),45万右派是笔资产,要开个大会,要争取他们,我曾经讲过,至少70%可以争取过来。其他以资产阶级右派去见阎王。这些人再活10年20年,可能只剩下10%了。白俄还愿意回国呢!牛训练3年才耕田,岂可人而不如牛乎?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条件下,还有这样热情的党、干部和人民,应该相信他们(除个别人以外)是可以改过来的。
  过去搞斗争总不休止,军师团营长都斗,发生恐慌。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章伯钧、章乃器也不怕,天天骂我们,还给他官做。中国惟一见过托洛茨基的是刘仁静,刘仁静现在做翻译。(周恩来:罗章龙也在教书)要给人出路。要准许阿Q革命,阿Q不做自我批评,人家就越讲,打架打不赢,就说儿子打老子。鲁迅描写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本质是好的。
  不要抹杀他们历史上有过好的一面,过去犯了错误不得了,宣告人死了。立三改了,那时一提起立三路线还得了。我们还要争取王明,不管他告几次洋状。去年武昌会议,他回了一封请假的信,是热情的。天无绝人之路,马克思主义者走绝路不好。凡事要留有余地,要关怀帮助。因为他们过去做过好事,有革命性的一面。我这一段话,如早几天讲,决议就做不出来,只能在做了决议后的今天来讲,才能讲清楚。
  中央全会开了15天了。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是一次胜利的会。林彪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两句话,避免了两个东西:第一,避免了大马鞍形,如果彭德怀挂帅,天下就要大乱,泄掉干劲;第二,避免了党的分裂,及时阻止了党的分裂。犯错误的同志自己还得到了挽救。

 

5、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

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枪。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们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象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6、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那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
  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的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的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的、正确的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劝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 ,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不恰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做为人民内部矛盾,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明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往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是有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了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
  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是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话都是极为重要的。

                        7、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8月17日


  一定要有班长。俄共政治局只有五个人,他们就说你们太专制了。有些中央委员没有召集开会,忙得很,那些人就说为什么不召集我们开会,就发议论了。列宁说会是没有召集,可是革命胜利了。他说你无非是要你来办,与其你来办,不如我们来办。我们就是五个人,就是这么一件事。在这个问题上有赞成有反对,看是站在什么一个立场,什么一个观点上。现在我们这些人,譬如常委会这几个人,年纪都大了,按照自然规律,总有一天要办交代,这是个长久的问题,没有共产党,这个问题还存在的,党没有了,人类社会要有组织的,不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所以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像恩格斯这样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我们这一派的人这么说的,资产阶级也是赞成的。人类社会通过几个阶段,这成了常识了,为什么又反对这种常识呢?他因为没有一个破坏,就不能建立我们反对派的那些朋友们登台,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谦虚了,那是危险的。
  这一次从彭德怀同志信发出的那天起,16、17、18、19、20、21。22日,这一个礼拜,并没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们常委会几个同志之外),说是辩论这封信的性质,包括几个组长。我们跟他们谈过,可是没有说辩论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只说过要他们开放言路,扩大民主,让人家讲话。说你们耳朵是听话的,人家长四是讲话的,无非是放出来的东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着头皮顶住。就是这么讲的。后头向那些人我也是同样讲的。你说我不公平呀!我说你们能够吃下的吃下,你们不愿吃下的硬着头皮顶住。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这位同志他是执行硬着头皮顶住的,硬着头皮顶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昨天他赞成这个决议案了,不晓得真赞成假赞成就是了。(有同志插话:他写了一个承认是反总路线、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东西)暧,你怎么又不顶了呢?
  讲到这里为止。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我看这一次会开得好,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这一个来月的集会很有必要,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么100多人,我们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集合这么一个时期。当然有一部分,大概有一半人,只经过半个月,有一半是经过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陆陆续续来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从这次会议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教育。谁料到出这样的乱子呀!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欢迎呀I就可以解决呀!所以讲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就如林彪所讲的,避免了两个危害。一个是党的分裂——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经分裂一个时期了,就是一个小集团。以后看他们改不改,无非一个改,一个不改。我们希望他们改,帮助他们。大分裂是避免了。一个是避免了大马鞍形。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条件。
  据我看,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那我们怎么办呢?抗日时期不准备夺取政权,还准备把政权让给蒋介石。这跟“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一件事。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夺取政权的,哪怕一年两年也好。结果我们争得一年时间。如果再加一年,那就更好。
  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时候搞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建设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呀!凡是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大平无事。你看总路线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又建立。去年党代大会是5月间嘛,现在庐山闹乱子是7月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觉得不行了嘛。现在经过大家一议,又可以了嘛。你说将来没有风了?一点风没有了?我看还会有。你们说从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么今年在庐山开会,才不过隔了一年,所为何来?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意志的倾向要占优势,它总要占优势的;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它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之外,是团结一致嘛。要建设得快一点,好。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而奋斗,这是必然性,现在有保证。但是也要估计到;不会是那么风平浪静,要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呢?我就料不到,但有台风要刮,这可以断言的,不会没有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有准备。



                8、 毛泽东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一封信
                            

                            1959年8月19日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5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8月 18日《人民日报》)、河北遵化县的王国藩社,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人胜。并已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同志们道去办。每省5个社,要派5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个月,两个月,至迟3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30天、40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两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对,你们看,是否对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呵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 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悉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此书出版及我的文章,国庆节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最慢要待明春,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此信你们看后,如以为可,交尚昆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及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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