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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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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1966.12.04  

2017-04-21 19:33:53|  分类: 党史纵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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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林彪主持会议。

十二月四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讲一点个人意见,大家讨论商量。
      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不只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出来的,而且已同各派工人商量过,并陆续有些补充,先搞了八条,后来根据各派的意见,补充成十条。十二条太长了,工人不容易记。根据当前冒出的问题和主席思想,提出这个十条,这十条各派都赞成,不能说是折衷主,实际是按主席思想搞的。
      主要讲一讲派别组织问题,我的想法不知对不对,大家研究。
      工厂出现这些派别问题,关键不在群众,而在于工厂的领导。当群众向工厂领导提了些意见,工厂的领导干部就组织一部分人保自己,你来一个,我来一个更大的,这样就出现了各派的组织。比如北京机床一厂,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捍卫团,厂的领导把老工人、党团员组织起来,不是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是捍卫他们自己。所有的问题,症结在领导,而不在群众。领导不和群众一条心,不去说服群众,而匆匆忙忙地组织保护自己,所以沟就越来越深。我不懂工厂的情况,但工厂和学校基本是一样的问题。工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一提意见就怕整到自己头上,所以群众意见一出来,就赶快组织一批人保卫自己,使问题复杂化了,把少数派说成不象个样子,少数派受打击确实有,我在这方面不懂,平时同工人接触少,同学校接触多。我和五个工人谈话,文化革命一开始,工人向领导提意见,就说大家是“地主出身”,“有血债”。有的就千方百计硬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象吕家才,说他家有血债,父亲是保长。经查实,父亲是工人,祖父是上中农。这个人并不可怕。我们文革小组并不高明,我们是小学生,我们认为这些人并不可怕。为什么把他们说成青面獠牙。我们和他
们谈话,他们是讲理的。厂里当权派,习惯于用行政、命令式的口气,同工人谈话,这是不行的。特别是青年工人有气。那样愈弄愈糟。我们当过青年学生也是一样。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因态度不好,就闹起来了。问题在于领导采取什么态度。
      十六条对工厂完全适用。我接触到发生的问题和学校一样。派别组织问题关键在于领导,有什么捍卫的必要呢?这种搞法还叫多数派。有一天晚上我到机床一厂,找政治部谈话,副书记提出两派间闹得这么厉害,还是派来个工作组吧!搞四清,整顿工人队伍。我听了很生气,发了脾气,说明他没有学十六条,很糊涂,完全按照自己的思想办事,我说了算,这样怎能把运动搞好呢?因此领导是个关键问题,一切责任在于领导,在于领导是否执行十六条。有些事情做错了,对不起群众,你赔个不是,不就完了吗?就是有些纠缠不清的,最后也会在群众中孤立起来的,没有什么可怕。总觉得保卫自己是对的,那怎么行?有一个徒工,父亲在另一个厂,把他打成一个什么反革命,并通知他父亲那个厂,非要把他父亲也打下去不可。实际他父亲没有什么关系。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光听报告,听领导的报告,问题就大了。但一深入群众里面去,其实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同工人一谈就好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各级领导没有决心执行十六条。
      武斗问题,少数派不会比多数派厉害,多数派人多,人多手段更多,但少数派的手也不敢软。
      ××讲,派别问题究竟责任在群众,还是在领导,要讲清楚。如果责任在群众,领导是怎么领导的,那么,相信群众就有问题了。当然我不是说群众不会犯错误,有时也会犯错误,还是要教育群众。但责任还在于领导方面,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问题。如机床一厂闹得那么厉害,我们不想一想,很多乱子是领导自己挑动起来的,为什么不让少数派说话呢?我看一说就了事嘛!工厂和学校一样是由于领导上挑动群众斗群众、压制群众,所以就出了派别。为什么少数派不能说话,少数派说话了,多数派就压制少数,有一个工厂多数派不讲理。有个不属于两派的工人说,工厂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让少数派说说话呢?我看见这种现象不满意,不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学生和工人。大家如果欢迎了就了事嘛!我看有些工厂的领导是利用工人的弱点,让党团员,老工人参加,制造工人之间的分歧。有个老工人说,不参加多数派,一百另五元的工资就保不住了。工人的这些话都反映了工厂领导存在的严重的问题。
      关于党团组织活动问题,现在在工厂里提不得,任何党团组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考验,接受群众的考验。匆匆忙忙,恢复党团组织活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经过群众考验,好的还是可以站住脚的。只要有个生产班子就可以了,大家关心生产是好的,是对的。我也和大家一样。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讲搞好生产是大道理,但少说一句话,革命也是大道理。两个大道理要兼顾,出了我很多大字报,说我的电报是大毒草。多数派是拥护的,不一定对。少数派反对可能对,因为说抓生产是大道理,没有说抓革命也是大道理,两方面说就好了,有片面性,批评了就改正,因为上海发生了问题,匆匆忙忙写了这个电报,有毛病。因此对工厂的党团组织也不要匆匆忙忙恢复,要经过一段考验,群众看清了,再恢复有好处。主席说,同意组织两个班子,只要八小时坚持了,利用业余时间闹革命。党的领导应该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才是正确的领导。说各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领导,这是靠不住的。我接触的这个厂,有的干部不学习中央的十六条,让他们领导会走上邪路去。所以要强调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
      这十条是广泛听取多数派、少数派的意见,还有文革小组的意见,然后东凑西凑,凑起来的。现在,工厂文化革命,用压的办法、堵的办法,产生的后果必然会出乱子。有错误就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不要不让人家去串连,也不要采取捍卫自己的办法,不要挑动群众去捍卫自己的权力,我想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共产党员要有一个风度。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管那一派,都要敢于谈话,要在群众中承认错误,不要怕群众批评,使群众同领导打成一片,那事情就会搞得更好。加上必要的措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有个生产班子,生产班子不健全是不行的,还要加上改选。抓住两条,生产就不会乱了。一是抓革命,是大道理,二是抓生产,也是大道理。用革命统帅生产,两者必须兼顾,过去给上海的电报有缺点,可以纠正,只讲抓生产不全面。
      两个大问题,一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一是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即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十条是不完全的,因为许多工厂的具体问题都未涉及。以后在实践中再加以补充和修改。
      对厂矿的派别,厂的领导不要主动去搞,要主动接受少派的意见,和少数派接近,不要造成对抗情绪。学生要去,要欢迎,不要对立。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在对待少数派、多数派的问题上也要这样。少数派对领导提意见,你们欢迎、鼓掌,问题就没有了嘛!学生进去,也鼓掌欢迎嘛!越对立越不行。      不要人家一提意见,就整人家,那就没有自由了。学生到工厂串连,我们对北京少数派谈了,鼓励他们进工厂,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他们很同意。假如工人欢迎他们那不就好办了吗?我一直以为老工人比较好,无产阶级意识多、觉悟高,但是十几年来学苏联的办法,我们把一些老工人提上来,脱产了。他们脱产,又有了一百零五元的工资,就容易脱离群众,老工人都有一定的地位,班组长都是他们,同领导有联系。告诉他们不要自以为资格老,有威信。青年起来闹革命不要同他们对立。我们要帮助他们。

十二月四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没有调查研究,过去没有接触过,今天算第一次。对工人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对工厂文化大革命怎么认识,我也不大很了解。
      近来,同波兰的左派的一个同志,谈了三次,十个钟头,从同他谈话来看,受教育不少,谈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波兰的同志,过去是中央委员,搞过工业,谈得很详细。社会主义工业向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情况,他们形式是“公”,实际上是“私”,形式上是“新”,实际上是“旧”,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过去对这些问题不大理解。
(林彪同志插话:形式未变,内容变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徐向前同志插话:挂社会主义招牌,实际是资本主义。)
      我们过去对苏联,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领导变,我们比较清楚,文化上也比较清楚,比如叶甫图申科到美国,到处受到欢迎;农业上,他们有自留地……等,我们也还知道一些。对工业就不大清楚是怎样变的了。
(林彪同志插话: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工业、文学、艺术、党各项政策怎么变的,要找人研究一下,怎么复辟的,我们还对这些到底怎样变的,不甚了解,怎能塞这个漏洞,要研究。昨天同周总理谈话,还谈到这个问题,资产阶级革命是经过多少次反复的,法国革命从一七八九年,路易十四上台,后来就上了断头台,拿破仑上台又恢复了帝制。从××年到××年,三次革命,五次反动复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很多次反复,克伦威尔后来也上了断头台,坟墓都被挖出来了,尸体被烧,活象赫鲁晓夫斯大林一样。可见资产阶级革命也是经过了多少次反复。中国革命,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做皇帝恢复帝制,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也是几次反复。)
(周总理插话: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还经过这样多次反复呢!)
(林彪同志插话:社会主义革命,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存在着反复问题,几千年人类有文化以来的历史,就是个剥削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变为资本主义的,如何复辟的,现在我们只有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事实,没有说服力,请康生同志组织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从波兰情况看资本主义复辟,在工厂方面,关系很大,因为它是经济基础。
(林彪同志插话: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
      波兰的情况是有三种经济,一是私人可以开工厂,私人可以开饭馆、旅馆、舞场,法律规定雇佣工人不许超过三个,但是学徒不算数。
(周总理插话:我们半工半读学校,剥削也很厉害,他们每月只有二十元,八小时工作制,没有什么学习。)
      二是他们农业劳动合作社,形式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农村的富农经济更突出,一个人可以有五十公顷土地。
(李先念同志插话:这就是富农经济。)
      有的土地并不多,在郊区经营蔬菜、水果,可以变为百万富翁;三是国营经济,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他们除贪污盗窃以外,同国外有勾结,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叫新的资本主义国家。我感到我们的工厂,是否那样干净,我没有研究。要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根子,怎样搞文化大革命,林总讲的“我们的经济基础是新的,上层建筑是旧的,不行。”这是对的。什么是新的?我看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所谓新,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
(林彪同志插话:所有制由私变公,其它一切都跟着变了。)
      我们工厂里,旧的经济规律没有变的是什么?在交换问题上,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没有变,工资仍是按劳付酬,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仍然存在。毛主席五八年就说过,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很好的研究过这个问题。      列宁说:“小生产者可以随时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工厂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还存在,仍可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不好,也会出修正主义的。上层建筑不好影响基础,基础不好影响上层建筑。工厂文化大革命,就这个意义讲,比学校重要。它是经济基础,工厂也有上层建筑。
(林彪同志插话:不论工厂、农村,都有上层建筑问题。)
      因此我们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资、防修很重要,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文化教育界的文化大革命次要一些,更重要在于工交系统怎么认识工交文化大革命,需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防修、反修问题上认识不够,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谷牧汇报的第一条、第二条理由站不住,对主席思想很不理解,须要认识。要调查研究什么叫修正主义根子,要深入调查研究,工厂的问题不一定比学校少。
(林彪同志插话:问题是不摸底,一摸不是问题少,而是一堆。)
(江青同志插话:工厂里有成本、利润问题,从修正主义那里抄来很多东西。我们的脱产人员太多,生产工人一表现好了,就马上提拔上来,脱离生产。××是劳模,让他脱产了,坐上了汽车,提高了待遇,这个问题很大,他怎么革命呢?)
(林彪同志插话:吃了饭不革命,就镇压人家革命。)
      我们有些工厂,恐怕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工厂,工交口的同志要很好地对待这个问题,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
(林彪同志插话:前车之鉴,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
      工厂权力比学校干部权力大的多。
(林彪同志插话:有身家性命、生杀予夺之权。)
      苏联专抓经济工作,政治不挂帅。检查起来,我们工厂政治不挂帅,毛泽东思想不挂帅,恐怕比学校还厉害。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我参加共同讨论的,完全赞成。但是,第一条是否再加这几个句子:“工厂文化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发展生产力,有更大的作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不是二元论,而是主席说的,抓好革命才能促生产。
       北京第二机床厂一个车间的材料不错,由于抓革命,促了生产,精神变物质。不好的地方是领导搞的不好。
(江青同志插话:凡是革命的地方,生产总是搞得好。)
        我补充一句。波兰同志说,修正主义的力量,一是党的上层领导,一是基层企业领导。
十二月四日,林彪在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复辟到资本主义呢?到底如何变的?我们如何使之不变?我们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成功之后,会有反复,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不大清楚,先有了南斯拉夫,后有了苏联,才引起了我们警惕。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化大革命就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经过了很大反复。资产阶级革命也并非是一次胜利的,封建社会也有过反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经过了五次反复,拿破仑最后也做了皇帝。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经过了反复。现在有的国家还保持着皇帝,英国就有女皇,日本有天皇。中国戊戌变法到袁世凯、到蒋介石也有反复。一个社会过渡到另一个社会,旧的社会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反扑。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而且也经过了一个反复,而我们现在是完全推翻剥削阶级,斗争一定更尖锐、更复杂。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工矿企业的问题不大,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工矿企业,有党的领导是好的,但我们要看到基础是旧的。尤其是开国以来我们没有经验,学了苏联的一套,什么“厂长制”,“物质刺激”等等。现在是上层建筑的革命,经济基础也要革命。工矿企业的革命,不是可有可无,比较轻,而是更严重。
领导干部一定要接触下面,到群众中去,抓感性知识,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是抓情况。工矿企业的事我不太懂,打仗懂一些,打仗如果不看地图,不派侦察,不看地形,你怎么下决心?领导干部如不亲临前线,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工矿企业也是一样。文化革命首先是政治思想上打先锋,接着组织上跟上去。有了思想没有组织,就会落空。干部是关键,必须是合乎三个条件的干部,有了这样的干部,才能把生产搞好,否则必然会落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关于“工交座谈会”的汇报
十二月六日王力在会议上发言:
      工厂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两起两落。第三次起来后,有些人又在那里拼命地把它压下去。6月,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被刘、邓的错误路线镇压了。中央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工人又起来了。9 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又变成了不准革命,压革命。
      到10月1日,林总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旗》第13期社论,10月5日军委紧急指示,在这样一个号召之下,工人运动就又起来了,规模更大。这本来是很好的,形势好得很。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差不多所有压制革命的人都欢迎这篇社论。为什么在这么一个时候发表这样一篇社论?而且主要的方面不是鼓励革命,不是支持工人的革命要求,而相反,主要为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同志坚持的。这篇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市就发生了许多工厂的造反派工人被赶出工厂,许多工厂就是拿着这个社论来抓人。社论的精神就是堵、压。这个问题一直到上海安亭事件,就是上海工人要成立造反组织,市委不答应。这个事件是一个信号。这个事件以后,我们明确感到工人起来了。
      红旗第九期有篇社论叫《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其中一段话是陶铸坚持加进去的,就是: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党组织是好的。陶铸同志很坚持要党委统一领导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我问陶铸同志和在座的同志,北京哪一个厂能够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
      关于工人串联问题,也是一个原则的争论。在学生运动期间,那条错误路线就是不准校与校之间来往。现在又拿这一套来对付工人,工厂与工厂之间不能来往。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为什么不能来往?
      毛主席说,学生必须与工农结合。学生不同工农结合,他就漂浮了嘛!因此,学生往工厂里跑,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欢迎,应该鼓励。但是,现在有些人一看到学生,就不得了,就是“洪水猛兽”。过去说红卫兵组织是非法的,现在工人组织变成非法的,不予承认。我昨天就提出来了,中央过去说工厂、农村一般不成立红卫兵其他革命组织,这样的指示还适不适用?中央还批了一个什么地方的材料,说厂外不能串连,这本身就是不对的,原来就不应该这样说。还有什么工业六条、农村五条(按: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9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还适用不适用?农村五条是农忙的时候,现在也不是农忙了。所以就不能说这方面的指示和其他规定还都适用。如果都不适用,有好多地方压制工人运动的人就很希望有这些规定,那么,就走到压制群众运动、压制革命的道路上去了。工交座谈会的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20多天的会,我要负责,就是光见过参加会议的同志两次,一次是全体,一次少数人谈了一下,没有更多的抓。
      工交座谈会《汇报提纲》,虽然有错误,比如没强调三线,不应该砍的砍了,但总还做了一些工作。秋里同志说了嘛,今年的计划总还完成得不坏。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毛主席的路线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但具体的领导者总也还有点作用。
      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后的几个月时间,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没有想通,想通了的是极个别人。这种情绪一直影响到这次工作座谈会。会上,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还不理解。他们有一个最大担心,就是怕运动影响国民经济建设,反过来再影响运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多数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此,发生抵触情绪、埋怨情绪,这和那种硬是欺骗中央的人性质不同。
      抓革命、促生产,是《十六条》上提出来的。当然,这里头有个主从,狠抓革命,才能大促生产。
      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是嘛!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继续摸索经验。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这次工交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变。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的收获多少来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就大错特错。
      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让这场革命进入到工业、农业,进入到社会。因此,不应该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

十二月六日陈伯达在会议上讲话:
      要澄清几点意见。
      第一、这十条作为安民告示出现的,工厂中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到,但十条是包含一个完整性。谷牧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割裂了它的完整性。汇报提纲说赞成十条,实际是反对十条的。所有各条都是同工交企业相适应的,可能有许多缺点,也许还要补充,但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如果把革命打掉了,十条就打掉了。
      第二、谈一谈工作方法问题。说工作方法问题,不是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就很好,可以说文革小组的工作方法不好,我的工作方法特别不好,不会做工作,不会商量问题。但汇报提纲是不好的,事前也不同我商量,特别是没有请示过主席和林彪同志,我是计委的成员,大小计委都有我的名,但没有和我商量,那天看了提纲,的确是突然袭击,这个方法不好。
(总理插话: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不能在汇报时光凭口讲,要有一个提纲,是开夜工搞的,可是来不及征求意见。
      第三、对于多数、少数的问题。我说明一下,当然多数、少数都带有阶级性,那一天我讲的所谓多数,其中老工人一种地位提高了。过去在天津蹲点,老工人脱离了生产,参加车间当干部,我动员他们参加劳动很不通,他同我是有感情的,但是说不通。另一种老工人象北京机床一厂,有些人参加了捍卫团,工资一百零五元,不参加就怕丢了。工人阶级是有阶层的,有的阶层容易受资产阶级拉拢,有的受当权派拉拢当打手。多数、少数是会有变化的。这个问题我在工作会议上说过,不要多说了。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的学生,特别要注意容易听到首先闹革命的被说成是流氓痞子。在北京机床二厂听了一个青年工人讲话,说得很有条理,口齿很清楚,但当权派把他说成是流氓痞子。所以,有些报告的提法要注意,不要把这些人说成是流氓痞子。在历史上首先闹革命的,冲锋陷阵的总是少数,然后大多数才参加过来。历史上很多少数人起来闹革命,如法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起来革命的也说他们是流氓痞子,现在还有人去争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写这本书的不是马列主义者,他找了很多书的材料证明,就说这些首先起来闹革命的不是流氓痞子,毛主席在农民调查报告时,就批评过这种错误。我们现在不要重复这个错误。

十二月六日陶铸在会议上讲话:
      工业农业文化大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坚持老框框,《工业六条》、《农业五条》还是结合四清来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我主张不搞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不造成工人离厂串连,同意《汇报提纲》的某些观点。
      这一切都由于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八届十一全会以后,各省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完全解决,各省的抵触情绪还很大,思想还不通,在许多方面还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在会议上讲话:
      前几天(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讲了一下。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说方兴未艾,主席说不能够刹车,一个多月后运动必有发展。现在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要导要疏,不要堵,不要挡。实际上已从学校发展到社会,破四旧,立四新;从大中院校发展到小学校,从小学校发展到工厂,学生到工厂同情被压抑的群众,也很快就发展到农村,中间还有一个商业。现在形势已看得出来了,工厂、学校、农村、商业、服务行业、机关、甚至影响到军队。机关会从主要领导机关,由上而下发展到各种专业性的机关。正如林总说的,运动正在向着广度深度发展。势不可挡,怎么能挡得住!伯达同志说这是革命洪流,是不能堵,不能挡。
(林彪同志插话:革命洪流的“洪”字,应改为红色的红。)
      比如说对红卫兵,我们就认识不够,只准学校搞,不准别的搞,你不叫他红卫兵,他就叫造反队,这还是搞起来了。你不同意,你堵,他用别的名字又出来了。只要你不想镇压,就与反动路线有区别,你正在改正错误路线,反对反动路线嘛!你还压嘛?划清同反动路线的界线,区别就在于压不压的问题。主席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想通了这一点,就可以改了。他要求组织,先存在了,你不能不承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我们是有距离的,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习游泳。阶级斗争,我们在六二年、六三年就重视了。这次斗争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引向更高的阶段,这次革命更高更深,贯彻各个领域,文化大革命更高级,还认识不到,为什么?这同我们党的历史的发展有关系。我党历来就有路线斗争,你们觉得工矿企业、以为毛主席的指示都执行了,计划完成不错了,建设也搞得不错,有成绩了,大三线和生产都搞得不坏。不要满足这些,要有更高的要求。从挖修正主义的根子看,就有很多的障碍,是存在错误路线的,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障碍是很多的,要从历史上来说才能说清楚。刘邓路线不仅五十天的问题,少奇作为主席的接班人已经二十年了,的确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影响是很深的。他不象林彪同志在军队独树一帜宣传主席思想,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但还遇到了罗的干扰。由于少奇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影响到全党全国。小平主持书记处十年,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也不宣传主席思想。中央宣传部也不宣传主席思想,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组织部的安子文在搞黑线,是彭真的黑线,过去的联络部搞三和一少,后来经纠正,调查部搞神秘的东西,统战部不执行主席的路线。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也是搞黑线。工、青、妇也有不少问题(刘宁一、蔡大姐除外)工会问题很多,青年团垮了。党校、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都有严重的问题,还有农村工作部早就垮了。二十年、十年影响之深,还有黑线参插在中间,不能不对党的实际工作发生影响,不能不会影响党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干部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基层,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所以错误路线不只是五十天,是十年、二十年,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薄一波和彭真结合在一起,是两面派。
(林彪同志插话:我还被他骗了,我以为政府中他还搞得不错,以为是革命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工交战线搞革命化,实际上他是破坏革命化的,这个人还没有充分揭露。我从东北回来,在火车上,他动员我拥护刘少奇,给我的印象,他是搞宗派,搞山头的,是个坏家伙。
      薄一波说他同彭真不接触,但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们的来住是很密切的。
(康生同志插话:这个人阎锡山很信任他,这不是偶然的。)
(徐向前同志插话:在晋东南薄一波简直是一霸,对下面干部很凶,当作奴才。)
      薄一波影响到工交战线。陈云的错误在财贸系统有影响的,邓子恢的错误,过去有过批判。罗瑞卿在公安部中搞特务作风,影响也很深。谢富治同志是单枪匹马到公安部去的。罗经常给他出题目,也受到他的干扰。文教战线有陆定一、周扬、夏衍等统治多年。科学部门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外交方面,主席亲自抓的,也还有问题。从上面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刘邓影响之深之大。以上说的中央情况,中央是这样,对地方难道就没有影响吗?十一中全会后,主席提出炮打司令部问大家赞成不赞成,大家都同意,但各地回去后,一炮打自己,事实证明,到现在都没有过关。过关的只是个别的。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回去,三级干部会议绝大部分没有开好,只个别开的比较好,有的没有开成,稀稀拉拉,为什么?就是认识不一致,没有认识到要过社会主义关,没有决心脱裤子,引火烧身,检查自己,有的还拿多数压少数,还组织工人保自己。发生了问题,又把矛盾上交中央。发生问题后,群众一迫,不负责任的什么都签字,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对这么大的革命认识不深,有些城市还发生流血事件,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从上面的情况看,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正象林彪同志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这次座谈会,有些同志是抱着一种抵触情绪的,以后讨论伯达同志的十二条,批判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二十二日向毛主席汇报,二十四日我自己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有意识的让大家放一下,我知道他们有情绪,思想不通,我对刘澜涛说,你当年是怎样闹革命的?各地同志说的意见不多,中央部门的同志说了很多意见,说到什么问题时,几个部长一轰而起,站起来围着我,说明大家的抵触情绪不小。如果我们不搞文化革命,怎么样呢?就不能不出修正主义。大家的情绪那末不好,最多是脱裤子,罢了官,有什么了不起。我当时说,当年打仗,入了虎穴,坐牢,入地狱,死都不怕,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文化革命有什么可怕?最多是掉点磅,生点病,罢官嘛!大家没有从整体来考虑搞革命。一定要搞这场革命,不搞怎么行呢?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挤伤了几十人,我们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都感到很高兴。这些青年人都有上刀山下火海的决心来闹革命,见主席什么都不想了,就是要回去闹革命。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好好闹革命呢?
      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不外思想不通,有埋怨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有话当面说了,把思想搞通就好嘛!但违反组织原则,欺骗中央,那是不允许的,这样就会变成黑线人物,就会变成反党。这次会大家老老实实把思想摆出来了,脱裤子,就好嘛!但不能当面这样,背后一套。那是不行的。主席讲了,对我们寄托了希望,但还是要靠自己过好这个社会主义关。现在革命已到了更高阶段。我们不能拿过去的成绩来衡量今天自己。要看这次运动的态度,以新的要求来看自己。重要的是要过好社会主义关。无非是组织了群众斗群众,对不起党的事业,有什么不可以交待的呢?
      谷牧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拿出来好,把大家的思想都摆出来了,反映了干部的思想状况,反映了现实情况,我们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很不理解。搞了十条后,找你们谈,大家同意了,但是思想没有通,还有些意见。林总问我有没有一个通的,我说我接触到的没有,多数不通,不是孤立的,是有思想根源的。主要就是怕,“怕”字当头。首先是引火烧身,两派对立是领导造成的,应当承担责任,作检讨,敢于批判的是革命派,要教育那些保守派不要对立,对两派都要引火烧身,就不会造成对立了。二怕被揪,缠住不放。三怕坚持原则、讲政策,发生了问题,不是矛盾对着自己,而是群众一逼,什么字都签了,把矛盾就上交了,就到北京来了。
      我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问题在于领导。解决这些问题,领导上有四个关键:一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问题,关键是在抓革命,两者不能平列,狠抓革命来促生产;二是狠抓革命的关键在于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人的精神改变了,才能化为物质力量;三是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又在于领导的思想革命化;四是领导思想革命化的关键在于吃透两头。领导革命化,首先要请教主席的著作,林总的讲话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材料,下头要深入请教群众,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到实践中去,抓典型,树样板,拿出经验来。吃透两头在于领导的以身作则。要下决心到实践中去,有什么舍不得。青年人都敢上刀山下火海,我们过去敢于入虎穴,入地狱,现在有什么舍不得一身剐,要革命关键是革自己的命,彻底承认错误,不搞两面派。搞两面派的,要彻底交待。没有这个决心,在运动中就会被抛弃。
      这次开会,我自己没有很好抓,思想上反映很坏,天天反映这个被抓去了,那个被抓去了,大家都有股怨气,这股情绪是不利于搞文化革命的,不如让他们到工厂去看一下,从工人中体现一下生活,不然回去后思想还不通。
      文化大革命,从五月到现在已经七个月了,要求大家做彻底的革命派。我帮助林总担负这个责任,每天都诚惶诚恐的心情。一个要摸出一些经验,一个要有革命的火热的心。有些事向主席、林总学习,有时请教伯达同志。
       现在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第一、学生问题。有多数,少数,如何帮助左派争取多数。外地学生要求在北京设联络站的问题。还有打人的问题。以前是左派对我们出大字报,批评我们(工作组时期),很好!现在新出现从右边来的、后边来的黑手的进攻。北京出现反中央文革小组及反林总的,也有对林总写恐吓信的。
(林总插话:匿名信现在收到不少。
      这些是坏人,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
      第二、是对工人的问题。
      第三、是对商业的问题。
      第四、是对机关。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很不放心。我和他们讲,抓革命,促业务,怎么进行的。不晓得,不跟他们讲好,就习惯于压、堵、挡。
      第五、工人提出很多问题,不能用老框框对待,要研究答复他的问题,比如,学徒工、临时工、合同工等等。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劳保福利,这些都是学苏联的,都是有毛病的,这些问题,要研究解决,他们有权利提出批评。提的对的,你就答复!
      第六、农村文化革命,很快就要来了,现在已经有串连,不搞不行。
      第七、县以上的中学,他串连回去要革命,宁可承认它搞好些。
      第八、小学校,小学教员有问题,要整顿,不搞不行,小学教师也要求组织,不能挡。
      第九、红卫兵全世界都承认了。是一个时代的组织,带个红袖章就很帅气,我还在设想可能代替青年团。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
(林彪同志插话:我们也是同意的。)
      现在看机关初时不发展不出去,也有些框框,其实也挡不住。这各地红卫兵到北京来,最后一批到了二百六十万,调了十多万解放军,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军训训练,帮助他们过政治军事生活。他们表示欢迎,感觉很好。以后在中学,在大城市可以搞。
      第十、关于徒步串连问题:将来也会突破我们的思想,本来想搞试点,现在要座谈一下,将来机关干部斗批改完了以后,也可以要求出去串连。一定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去搞。我们要及时总结经验,要划分路线,目前都集中到井冈山去了,井冈山弄得很紧张了,韶山也很紧张了。将来黑材料搞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批完了(注:工作组引发的)就没有事可做了,就会出去徒步串连。
      复员军人的问题,他们已经组织起来了,就承认,可以由武装部帮助他们,搞好登记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不搞全国性的,可以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组织起来,做些通讯联络工作,不能象军队一样,将来有事会有用的。
      关于各级党的领导形式,也是一个新问题,瘫痪怎办?可否组织领导小组。在科学院曾设想搞个临时小组,到现在还选不出来,工厂党委如产生……一下没什么了不起,由工人选举领导生产的班子,只要有一个领导生产的班子,把工人的多数团结起来,把生产抓起来,可以不受影响。生产上是不会受一点影响呢?在一个时期肯定会受一点影响的,不要紧,不要在这个问题面前,前怕狼,后怕虎,总之要以积极的态度,有困难要设法克服,有问题要承担责任,不要推卸责任,矛盾不要上交,凡是出了事的,都是领导没有搞好。干部要在群众中过关。极而言之,影响生产是半年吧?革命搞好了,生产会大幅度前进的。只要工作做好了,出乱子就会少,当然不能睡大觉,要兢兢业业,要孜孜不倦,积极工作,矛盾不要上交。要彻底地革命,彻底地解放思想。目前革命还在初期阶段,现在学生几千万,将来会几万万人都要走到大风大浪中去。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先当学生,后当先生。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主席已作了这个考虑,我们思想要作充分的准备。

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会议上讲话:
      1,我们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比文教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重要?有人认为工交系统文化革命没有文教系统的重要,这是不对的。工交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命脉。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坏关系很大,如果搞好了,就能把工交企业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如果搞坏了,就能变成修正主义的重要支柱。现在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国家看看他们的领导是些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主要来自机关和企业单位,大部分是企业干部。所以工交系统的文化革命搞得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并不是比文教系统不重要,而是比它更重要。所以一定要把工交企业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进行到底。
      2,我们工交系统有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肯定的回答是有的。不能认为工交企业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不认识和不承认这个问题,我们工交企业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言,不认识这个问题,工交企业就会采取右倾的态度,走过场的态度。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识工交系统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用文化大革命发展生产力,用文化大革命肃清工交企业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修正主义影响,用文化大革命肃清薄一波的错误。薄一波不但是路线错误问题,他是一个两面派反党性质。刘、邓、彭、薄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刘、邓的错误不是五十天的问题,他们的错误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二十年之多,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多,他们在这段工作时间里,从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们自搞一套,他们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大干扰,在许多重大的关键的问题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都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这里举一些例子,例如在解放刚开始时,少奇一次到天津讲话,讲的很多,有几句最尖子的话,他说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解放以后中国还要发展一个资本主义,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又如解放初期,邓子恢提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怎么办?当时刘少奇回答说:我们党员有的走富农路线怎么办?并没有坏处。又如五四年中央组织部邓子恢提出过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党,并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就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话是经过少奇同意的。这个思想主要是少奇的思想。再如土改以后,邓子恢提出过农村实行四大民主自由(土地买卖自由、雇工自由、放债自由、贸易自由),这就是土改以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这四大自由实际是少奇的思想,是少奇通过邓子恢讲出来的,根子在刘少奇。杨献珍办学校,他有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少奇的思想,少奇是亲自领导党校的。五六年少奇在党校讲过,我们的党校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啦,学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少了。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再如五七年反右派进攻时,刘少奇根本不提反右斗争,不提阶级斗争,只提党内整风。以后刘邓还有许多错误,如“二十三条”出来以前,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为什么是右?不相信群众,派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以及这次文化革命期间犯的错误等等。这些错误归纳起来,就是他们执行的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问题很多,在中央会上讲过了,有的没有讲,这次座谈会上又揭发了很多问题,他们对待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实际是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体系,有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他们实际上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他们发动群众的办法是上面包办代替,把一系列的框框定好,下面照章办事,不能超越离开一步。用他们的办法久而久之,我们的许多干部习惯了,久而不闻其臭,很多干部还觉得他们这一套很不错,觉得很舒服,可以不动脑筋,不触及灵魂。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思想僵化,很多矛盾掩盖,群众脱离我们,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官僚主义大大滋长。这种作法我们的干部还觉得舒服,实际上就是舒舒服服的过渡到修正主义。这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讲对立面的,是斗争的,革命的,揭露的,批判的,这样才能推动事物和社会前进,使阶级斗争不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去。刘邓一套根本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资产阶级的一套,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无产阶级路线。彭、薄比他们更坏,除了执行错误路线外,还搞两面派,性质更为恶劣。刘、邓、彭、薄,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很深。在工交企业同样如此。影响很深。十年、二十年潜移默化,我们的很多组织、很多干部受到很深的影响。他们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很大干扰。就这一点看我们工交企业不是没有东西可革,而是有很多东西可革。我们受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很深,加上我们自己有很多错误,应看到我们工交企业阶级斗争是严重的,应看到我们企业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更应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在文化大革命中大破大立,大破旧的、大立新的,不是大破大立就不能大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刘邓的影响,就破不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从大破大立中树立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以什么为武器?以“十六条”,最近的“十条”。彻头彻尾地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这样工交企业才能出现新面貌、新成果。我们还会出现更大更持久的跃进,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重要的关键。过去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一个是夺了政权,再一个是改变了所有制。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取得这两个胜利,不把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搞彻底,不把文化革命搞彻底,人的思想不革命化,人的积极因素不能调动起来,不能兴无灭资,我们的政权就不能得到巩固。所以我们要巩固胜利,要巩固我们的成果,就必须打好思想文化战线上这一仗,否则就会产生修正主义。现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是没有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没有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中国要防止修正主义出现,就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复辟,一个是美蒋的武装进攻,这个不怕,我们有强大的解放军,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我们现在正大力搞后方建设,对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第二个复辟是和平演变,从现在已有的情况看这是最大的危险,因为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都是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的,所以我们更要防止,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把工交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3,文化大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因为工交系统是搞生产的,又要搞生产又要搞文化大革命,关系如何摆法?即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如何摆法,会议进行了讨论,任何事物总有两面性的对立统一,抓革命是主要的,推动生产带动生产解决这个关系。有人认为搞革命影响生产,这次通过的“十条”很明确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八小时以内搞生产,以外的时间搞革命,如果按照“十条”办事,就不会影响生产。有的同志讲生产占八小时,既然革命是主导,是主帅,抓革命的时间是否可以在八小时以上?不能这样看,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矛盾,时间用不同方法去解决,要讲重要性,革命最重要,革命是统帅,时间安排生产第一,我们强调革命是统帅,但是不能把生产时间占用过多。有时间占用一点也可以,比如个别时候搞六小时,或最高潮最关键的时候占用一点。但从总的来看,还是坚持八小时生产,要兼顾。我们这次文化革命在生产岗位管生产的人,单纯强调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单纯的这样认识是不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成果是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了使人民群众思想革命化,为了发展生产力。它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有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以上是对国内说的。文化革命的成果从国际上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树立了一个思想革命化的典范,树立了一个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典范,树立了一个对抗修正主义的典范,这个意义就更伟大。所以光从生产一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片面的。就是单纯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落实到生产上。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搞出生产成果来,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用物质刺激等,所以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仅仅落实在生产上,文化革命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可能下降。单从生产的下降来评文化革命的成果是错误的,因为在政治上的胜利这是更大的胜利。当然我们要注意安排好当前的生产。文化革命必然会大大促进生产,大大发展生产,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在生产的某些部分可能受到影响,出现了这种情况,就认为文化革命失败了,这种看法是不对头的。应看到文化革命,不仅将来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搞得好也可以立竿见影,促进当前的生产。搞得不好,文化革命期间生产可能下降。我们这个会发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上升的,一个是文化革命期间生产下降的。北京机床一厂文化革命期间生产搞得不好,生产月月下降,北京机床二厂一个车间文化革命搞得好,生产月月上升。两个材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两个都是机床厂,同样在搞文化革命,一个生产上升,一个生产下降。我们工交企业搞文化革命一定要按十条办事,按十条办,只要按这个精神办,生产、文化革命一定搞得好,不仅文化革命以后会出现生产大跃进,就是在文化革命中也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4,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的发动群众,敢于发动这样大的运动,这是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搞这样大的运动,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敢于下这样大的决心,有这样大的气魄,只有我们毛主席才能真正相信群众。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的运动?由于几千年来私有制观念根深蒂固,对我们头脑里有很多影响,还由于我们受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我们工交企业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夺过来的,开始搞建设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还由于我们在十年二十年中受刘邓的影响很深,对毛主席思想有很大干扰,加上我们自己头脑中的很多错误,很多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对我们影响很深,框框很多,很厉害,没有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不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是解决不了的,私有制观念小破、小立是解决不了的。我们这次这样放手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首先是我们青年一代打先锋,这次大民主不但冲击了观念,不仅冲击了我们这一代和锻炼了老一辈,而且我们年青一代也受到了很大锻炼。现在看的很清楚了,我们仅仅九个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年青一代精神面貌完全改变了。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年青一代人材辈出,许多青年就是在这样的大民主下锻炼出来的。如果照刘邓过去一套去作,去办学校,十年二十年也锻炼不出这样的人才来。这样的大民主也使我们老一代受到很大锻炼。没有这样的放手发动群众,没有这样的大民主,触及不了我们老一辈的灵魂,改造不了我们的旧思想,清除不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放手发动群众的这样的大民主,才能改造我们的立场、思想作风。现在大民主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这样一次大民主放手发动群众,不但青年一代受到很大锻炼,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会出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真正的革命者。我们年青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经过这样大的锻炼,我们就真正有了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基础。这一场大革命,对防止修正主义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很明显,很多国家出现修正主义思潮泛滥抗拒不了。如果我们照刘邓一套同样会出现修正主义。如果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世界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毛主席亲自发动这样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搞这样大的民主,有很深刻的战略思想。毛主席的这一深刻的战略思想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这一思想不是今年去年才有的,自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后,毛主席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深思熟虑都是为了我们当前、长远利益,都是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为了中国和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毛主席这一思想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我们很不理解,所以我们就犯错误。过去我们在战斗中经受战斗的考验,现在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大民主中经受考验。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文化革命轰轰烈烈的搞起来了,很多干部仍然很不理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领导被揪了。目前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我们的干部用新的姿态、高姿态,也就是要我们的干部向群众认错。彻头彻尾的认错,不要吞吞吐吐,不要顾前顾后,不要躲躲闪闪,不要怕痛怕痒,要真正承认错误,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到群众中去,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承认错误,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我们相信我们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我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天下的事总有两面,成双成对出现的,我们的干部既有好的一面,就一定有坏的一面,我们把坏的一面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群众讲清楚,承认错误,就是要把我们受到修正主义、刘、邓、彭、薄的影响向大家讲清楚,把我们坏的一面向大家讲清楚,这是关键的关键。我们要认识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批判的运动,就是对于干部进行一次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些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是讲到底了。我们的党是一个执政的党,我们的党有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有不好的一面,破掉这些不好的一面,才能立新的一面,立好的一面。对立面的斗争坏的去掉,好的才能发展,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批判的、揭露的、革命的、斗争的。马克思和列宁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讲的本质是一样。马列主义就是破的斗争,这一点是从事物的辩证法渗透出来的普遍规律,不批判坏的,好的就不能前进,不揭露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就不能发展。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先进的和落后的,有好的和坏的,批判落后的和坏的东西,好的才能前进。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批判修正主义,马列主义就不能发展,不批判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马列主义就站不住脚,无产阶级就不巩固,就会被资本主义侵蚀掉。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批判自己,要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姿态批判自己,不批判自己就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批判自己不等于打倒自己,我们是不会打倒的,因为我们还有好的一面,批判了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才能发展,越是批判的好越不会倒,不批判就容易倒,事物总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过去的。你越是怕倒,越是患得患失、躲躲闪闪,越是会倒,这叫物极必反,越是怕越不批判自己,就越是要垮。我们是不想要干部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靠我们的这些同志掌握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对干部的态度总的是不让他们垮台,如果要垮就让他们垮下去,要不垮的办法就是批判自己,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干部同群众对立,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问题的关键还是有些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就不服气,这样就对立起来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对干部的批判运动。我们是当权派,当权派不可能没有错误,有的当权派错误严重的叫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也有错误,也要批判,错误大的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错误小的发展下去也会变为资产阶级的当权派。事物总是成对的,有两面的,都有错误,但程度不同,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在群众面前脱裤子(彻底批判),但是大量的干部要到群众中去受批判,真正这样做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扭转过来。我们要批判,就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主动检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大的决心,几年后就尖锐起来,上面讲的是干部和群众的对立。下面讲群众和群众的对立,关键也在领导,原因是什么?怎么出现的?首先我们在工作方法上违反毛泽东思想,受了刘邓的影响。在文化革命以前我们的立场、方法、工作作风,对群众的态度等方面,我们确实存在着很多错误,由于这样错误有相当多的单位,带有普遍性,都有一部分群众受到压制,受压制的人当然他们的积极性不高,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次文化革命以来,大民主以来,部分群众就起来闹革命,开始是一部分少数人起来闹革命,揭发问题,当时我们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欢迎支持呢?还是对立抵制的态度呢?过去我们压制他们,现在如果欢迎支持他们和他们站在一起批判自己的错误,这就不容易和群众对立起来。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态度,就必然使我们和群众的矛盾尖锐起来,这是对群众的态度。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在群众面前是采取高屋建瓴彻底检查、彻底批判、脱裤子的姿态?还是组织一部分群众保护自己的姿态?如果采取彻底批判自己、放下臭架子、脱裤子的姿态,就能发动广大群众批判自己,矛头指向自己,如果采取这种态度,对准干部,这样就会减小群众的对立,尽管主观认识有不同,如果不是采取这种态度,群众和我们对立起来,我们就会把群众之间的对立尖锐起来,所以我们要让群众彻底批判自己。这是什么意思?这样丢掉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得到的确是马列主义。如果要保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丢掉的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希望我们严密注意,组织人保自己是错上加错,最后彻底垮台。现在很多事实说明了被组织的人觉悟起来了,揭露得更厉害更深,如果这条不改变,那自掘坟墓。还有一条,你们对开始起来的部分群众怎样看待?是把他们看成“痞子运动”?还是把他们看成是革命的急先锋?在一般情况下,开始起来的群众是少数,不可能是多数,都是一些受压制的不满的人起来,总是青年人先起来,因为青年人框框少,最勇敢,然后是多数人卷进来,这是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部分人首先主要看他们大方向,看主流,不能过多求支流,因为这次文化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批判干部。群众起来既然是向这个方向开火,大方向是对的,就应肯定,缺点也是有的。如果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就是刘邓思想。所以他们起来了,首先要看他们主流,不要过分追求枝节问题,否则就不能放手发动群众,是训政思想就不能让群众起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对很多事情总是有两种反映,如果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是诚心诚意把自己的旧东西冲垮,我们对群众起来就应采取欢迎的态度,如果我们的脑子里有很多刘邓框框,就看不到他们的大方向,就会对他们看不惯,看成是痞子运动,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一个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任何历次运动都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看法。对群众之间的对立也有不同的看法,是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还是从群众中找原因?如果站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立场上,就会从自己方面找原因,他们为什么会起来,首先他们受到压抑要起来革命。问题的关键,根子在于领导方面,很多问题是现象,本质是领导,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让群众批判自己,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斗,才能解决问题。否则从群众中找原因,越找矛盾越尖锐,问题越严重,因为你的立场错误,解决问题的办法错了。态度端正了、立场鲜明了、方法对头了,到群众中去敢于接受群众的批判,接受考验,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逐步把关系搞好,如果不是采取这种立场、观点、方法,就使我们的问题严重起来,当然我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并不是说凡是群众提出的都要解决。但有一个根本问题即态度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在群众之间与群众商量,凡是合理的,目前的确可以办到的,或经过克服困难能办到的,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办到;这些问题很合理,目前条件办不到的,我们要与群众商量研究想办法解决一批问题,有了这个态度,有的现在办不到的将来也办不到的就要反复说明道理,有了这个态度,有些问题即使不能解决,群众也会原谅的。
      周总理说,现在怕的规律有三种形态,开始时怕引火烧身,以后不敢承认,放不下架子、不肯彻底检查,紧接着就是怕群众把他揪去,最后不见不行,就不敢坚持原则,矛盾上交,无原则乱签名的也有,都是怕的表现,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
      5,抓典型要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就没有办法办事,这次“十条”是放手发动群众的,大的政策界限是明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很好的。当然“十条”没有包括很多东西,因为参加会议的同志还不了解很多情况,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业务怎么熟,不把情况了解清楚,就办不成了。了解情况这一点是任何天才、聪明伶俐、业务熟代替不了的,经验也代替不了的。这和打仗一样,打仗尽靠了解情况,如果不了解情况地形等,任何天才代替不了的,百闻不如一见,老听汇报不行,汇报的人各取所需,他是什么看法就汇报什么,甚至把大量的生动的材料去掉,有些情况下,他舍掉的又恰恰是些最重要的材料,打仗不了解情况就打败仗,办事不了解情况就办不好。
      6,文化革命开始是学术批判,后来发展到学生中间去了,现在进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了,进入全社会,现在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震撼世界……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是欢迎的问题,要使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扩大到各领域,改造社会,学生到工矿企业也要欢迎,外地学生更要欢迎,当然工矿企业不是停产闹革命,文化革命这个战场是不能停火的,是个不停火的战争,战场战争(指武装斗争)可以停火,思想战场不能停火,只是打的方式不同,有时大打,有时小打,一定时间大打,一定时间小打,但不管大打、小打,一直要打下去,打到底。要使社会前进,必须实行辩证法,就是要破旧立新,不能挡,挡也挡不住了。文化革命要涉及到各个领域,只是打的方式不同。伟大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要革命的,批判的,忽视和忘记了思想战线,或者只看到其它战线,看不到思想战线,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反马列主义的,就使我们别的胜利化为无有,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周恩来将《工矿企业文革座谈会汇报提纲》送毛泽东时写的信
      周恩来将谷牧的《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批阅时,写了这封信。
      这是谷牧同志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它集中地代表了这次座谈会的共同认识,受到常委几位同志特别是文革小组同志的严厉批评,最后,林彪同志作了结论,认为座谈会是失败的,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暴露出来受到批判又是好事。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除每日托汪东兴同志面报外,待主席确定时间,林彪、伯达和常委少数同志当面来报,有关其他重大问题,如各省各部重要情况和涉外事件亦当面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

文革史料: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批语 1967.04.2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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