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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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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六次讲话 1958年5月  

2017-02-04 19:36:51|  分类: 伟人经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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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五月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的议程是:()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前一个时期历次讲话、报告、批示的汇总。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的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的一百四十人,其中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各级的领导人。大会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有的代表提出“十五年赶上美国”(钢产量)的口号,有些代表提出“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黄河以北年亩产400斤,黄河淮河间年亩产500斤,淮河以南年亩产800斤,原规定十二年完成),冶金部门提出“一九五九年钢产量计划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三千万吨,一九六七年七千万吨,一九七二年一亿二千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中央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提出“由毛泽东倡导,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大规模收集民歌的运动,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世纪”。还有几位省区的负责人发言,批判了本地区发生的所谓“分裂主义”、“地方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对大会发言很重视,听得很有兴致,几乎每次大会都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于五月八日、五月十七日、五月十八日、五月二十日、五月二十三日作了六次讲话。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摘要)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官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通,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的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他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三年)创造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作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作,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作。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成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直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的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引用大量的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号召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要敢想、敢说、敢做。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要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认为工业没有什么高不可攀,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功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批判了教条主义。指出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照抄要抄其精神和本质,而不是皮毛。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照抄了伯恩施坦就是一例。要敢于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1958年5月8日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洛甫同志:

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报告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的热烈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张闻天一九五八年四月中下旬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三个报告,分别是:四月十三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四月二十六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其中最后的这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实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的,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报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惜的是,他的思想到一九五九年下半年时又发生了反复。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议会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他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哪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哪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哪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的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同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付武装的。是全付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那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了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刘少奇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刘少奇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刘少奇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哪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那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震林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会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拉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士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秄,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个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那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了四十亿斤,今年要搞八十亿斤,就是旱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了?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的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一一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一一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兰而胜于兰,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么!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么!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么,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对几千万吨钢的数字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要搞到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的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苏联的速度)。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张而不弛),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那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釆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超(英)可能再要七年。王鹤寿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哪个好,真理在哪,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就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现在又看清楚了,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子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我们搞的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如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感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注:指斯大林的国共划江而治说)。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的过分,怎么能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还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南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重点是讲国际国内形势,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即农民问题。他说:我国工人阶级数目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

2、密切联系群众,搞好调查研究。他说: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中央负责同志一年要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几个连队、几个学校、几个商店,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

 3、分析了总路线的可行性。他说:多快好省是群众中出现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建设速度超过苏联是可能性,因为我们有马列主义的指导、苏联的帮助、苏联的经验、六亿人口、几个并举、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大家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的干劲。

4、指出了注意的问题。他说:做事要有张有弛。要对战争灾难有所准备。要维护党的团结。要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对右派要做工作,分化他们,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摘掉右派帽子。有团结有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

这次讲话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胡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我说现代武器还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就会毁灭来说的。意思是说,我们爱好和平,当前和平的可能性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但是世界上有可能出现战争疯子,发动战争,现代战争中战争疯子还有可能发动核战,因此我们不能睡大觉,必须有所准备,包括心理上的准备。我们力求避免战争,但也从不惧怕战争,惧怕是避不了战争的。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就打吧,打完了我们有信心和能力重建家园,几个五年计划就会发展起来。打仗是一定会死人的,但人类不会毁灭,中华民族更不会毁灭。原子弹有什么可怕的,还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中国历史上战争使人口减少一半有过好几次,但中华民族没有毁灭。我们一定会再发展起来的,原子弹是吓不倒我们的。

修正主义分子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的这些讲话,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沦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重点还是农民问题。他说:“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可见毛泽东对农民的感情和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安东机械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克服重重困难试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调查报告》上批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钢产量),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注:1957216日,安东机械厂生产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鸭绿江1号)。195853日,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和机械局局长王光中联名向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写了一篇《关于安东机械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克服重重困难试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调查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将这一报告呈报毛泽东阅示。毛泽东在此报告的空白处用铅笔批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一九五六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试制成功一台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五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150台,一九五九年生产1500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二十五马力拖拉机。毛泽东的批示发表后,安东机械厂的工人们欢欣鼓舞。为纪念毛泽东的批示,他们将厂名改为“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近五十年来,毛泽东的十二字批示激励着丹东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勇于创新,为丹东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他们牢记这十二个字批示,时刻不忘“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五一八厂”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发展成为“丹东五一八内燃机配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汽车、内燃机、拖拉机、工程机械配件的专业化制造厂,也是全国最大的汽车模锻件专业化生产基地)。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再讲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除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资格吃饭,特别是做了大官的,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

  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宇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搭搭,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的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作,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凤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机,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

  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娩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娩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个、七个,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灾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作出决议,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二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一一批评一一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的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

  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的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出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消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的好,必须除杂草。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的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放到第一位也好,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 。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说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产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引用了在钢产量上“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的说法。这一说法,虽然来源于各部门的综合分析,但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头脑发热和急于摆脱贫穷落后局面的迫切心情。

 



195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现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材。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的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做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的,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是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宇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凤,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蓣之末,侵淫豁谷,盛怒于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四十五卷,我昨天还翻了一下。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蓣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的口号。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指出:

    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注:1957年6月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跃进”一词,肯定1956年的经济发展是“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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