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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电:论“十七年”红色经典的思想艺术魅力  

2017-02-16 23:11:57|  分类: 文摘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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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七年”红色经典的思想艺术魅力
作者:罗 电 
 来源:2010年第6期《文艺理论与批评》


        “红色经典”泛指解放后十七年中产生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这些红色经典歌颂新思想,表现新主题,塑造新人物,描写新风尚,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我党领导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使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的光辉历史,并真实地反映了党是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国内现实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建设起一个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和现代国防体系的新中国的。这些红色经典是1920—1960年代前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面镜子,它们让千百万人深刻地感受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借用这句话来说,红色经典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代文学,是新中国文学发展中光辉灿烂的一代文学。
     “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的魅力之一,是真实地书写和表现了毛泽东时代的时代精神。什么是时代精神呢?按照一般的说法,时代精神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体现民族特质、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社会风尚的总和,是一种超脱个人的集体意识。时代精神集中表现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中,但并非任何意识形态中的现象都表现着时代精神,只有那些代表时代发展潮流,对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思想才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代,是人民唱着《东方红》翻身做主站起来的时代,是艰苦创业、勤俭建国、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宏伟大业的时代,也是革命精神高昂、革命激情燃烧的时代。那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作品,染乎世情,无不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即一心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英勇斗争和努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是那个时代的主要思想意识。“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创作正是在这种强大精神的感召下进行的。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作家们努力创作反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的优秀之作无不贯穿着这样的时代精神。例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描写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日寇作殊死斗争,为了民族解放,不惜牺牲一切的时代精神;刘荫柏在评说《烈火金刚》的主题时说,作品描写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或转战于漫洼野地,或潜于敌人的巢穴,或隐蔽于地道暗洞,咬紧牙关,前赴后继,创造了‘震山河,蕩人心,惊天地,动鬼神’的奇迹壮举,表现了我国人民机智、勇敢,舍生忘死保卫中华的革命精神与英雄主义气概……”,钱觉民在分析《保卫延安》中周大勇的形象时说:“他对党对人民对毛主席有深厚的爱,‘浑身每个汗毛里都渗透着忠诚’。他具有为人民献身的彻底的革命精神。”这种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忘我奋斗的精神贯穿在许多革命战争题材的作品中。
    《三里湾》、《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优秀作品中贯穿的是中国农民如何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时代精神。《铁水奔流》、《乘风破浪》描写了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为迅速改变我国工业的落后面貌顽强拼搏和献身的时代精神。
    “十七年”时期的红色歌曲中,这种昂扬向上的革命精神表现得尤其火炽,如电影《年青的一代》的插曲:“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巨浪滚滚永不停!”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唱道:“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种敢于战胜一切困难,英勇斗争,努力建设祖国,誓死保卫祖国的时代精神,贯穿在许多优秀作品之中。2009年以来,重庆市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提倡下唱红色经典歌曲。薄熙来在回答重庆为什么提倡唱红歌时说:“因为红歌唱响了理想信念,抒发了爱国主义,能让男女老少都感受到精神的力量。”是的,红歌是昂扬向上,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之歌。红歌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宝库和思想精神武库中的宝贵财富!
      红色经典中的爱情描写同样洋溢着革命的时代精神,如《登记》、《结婚》、《新事新办》、《解约》、《挑对象》等都是反映农村青年在婚姻爱情方面争取自由、追求思想进步的时代风尚。正如朱寨在《谈<山乡巨变>及其它》中说的那样:“细心的读者会看得出:盛淑君那种初恋的焦灼是与上进的焦急联系着的。她对陈大春的追求是与要求进步联系着的。”他在评说刘雨生与李盛氏的爱情时说:“合作化运动的时机,启示了他们某些共同的命运感觉,合作化带来的生活风尚,扫除了旧社会在他们间造下的物质与精神的梗阻,造成了他们结合的季候,才促成了这一对。”在红色经典诗歌中,闻捷的诗歌最能代表“十七年”时期新青年的爱情观。如他的《种瓜姑娘》中枣尔汗对热烈追求她的男青年们说道:“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激你火样激情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的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他的《金色的麦田》中姑娘回答小伙子关于婚期的询问时说:“等我成了青年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
    “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无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或其它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充分反映和歌颂了这种热情如火、昂扬奋进、乐于奉献、艰苦朴素的时代精神。
    “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感人的思想与艺术魅力更加突出地表现在作品所塑造的崇高纯洁的人物形象中。这些感人的艺术形象深深地激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成为中华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英雄人物,如江姐、许云峰、成岗、杨子荣、少剑波、周大勇、刘洪、芳林嫂、母亲、朱老忠、许凤、梁生宝、刘雨生、雷锋、欧阳海等。这些人物形象尽管个性不同,事迹不一,却同样表现出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纯洁美丽的心灵。
    这些人物具有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可贵思想。如电影《雷锋》中,雷锋在指导员的帮助下认识到自己因为上不了海防前线而闹情绪的错误之后,坚定地向指导员表示:“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样的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影片中还引用了雷锋的一段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精神典型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英雄们忠于党和人民的可贵的思想品质。
    这些人物具有舍生忘死献身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根据王愿坚的短篇小说《党费》改编的电影《党的女儿》中,玉梅和同村的共产党员被还乡团抓去枪杀,她没有被打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又投入了新的斗争。后来她为了保护交通员小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最让人感动的是她为了解决山上红军游击队的吃盐问题给游击队送咸菜的情节。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是很难得到的物资,与她相依为命的唯一的女儿,也好久没有吃过盐了。女儿饿得很厉害,很想吃一点摆在面前的咸菜,玉梅不许。后来她女儿实在忍不住了,趁她走开时伸手拿了一小节咸豆角,刚要送进嘴里,玉梅看到了硬从孩子嘴边夺了下来。交通员小陈心痛地说,千难万难,也少不了孩子手中的这一小节咸豆角啊!可是玉梅坚定地说,这些咸菜是我们向党交的党费,她怎么能吃?只要有了党,有了红军,她们将来会好的,就让孩子苦一点吧!玉梅为了党的事业不仅自己能牺牲一切,连自己孩子嘴边的一小节咸豆角,也忍心拿了回来,这是何等伟大动人的牺牲精神啊!
    《艳阳天》里萧长春带领农业社的社员们千辛万苦地夺取第一个大丰收后,因为马之悦故意不传达天气将突变要下大雨的上级通知,使农业社的小麦遭受了雨淋。雨后艳阳下的麦垛若不马上翻晒就会发烧烂掉。这时马之悦为了阻止农业社及时翻晒麦垛,指使地主马小辫把萧长春的独子小石头绑架了。他又以找小石头为名,不断挑动群众停下翻晒麦垛的工作。这时萧长春明知自己的儿子很可能遇到了凶险,他却极度克制着心中的痛楚,坚定地组织群众继续加紧翻晒麦垛,保住了农业社一年的劳动成果,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巩固农业社集体经济的大事。
      一个人在生死考验面前,能够舍生取义,固然不容易。但往往有这种情况,经过生死考验关的有些人却经不起金钱、美女和名利的考验。如解放初的刘青山、张子善,都是十四、五岁参加革命,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中经受不住金钱享乐的诱惑,成为被共和国惩处的腐败分子。
      红色经典中刻画了许多不计名利、为革命默默奉献的英雄人物。如《保卫延安》中,当周大勇看着炊事员老孙因为干渴而牺牲时,长歌当哭地赞叹道:“老孙啊,老孙!同志们走路你走路,同志们睡觉你做饭。为了同志们能吃饱,你三番五次勒裤带。你背上一面行军锅,走在部队行列里,风里来雨里去,日日夜夜,三年五载,你什么也不埋怨,什么也不计较,悄悄地活着,悄悄地死去。你呀,你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啊!”红色经典中不仅描写了炮火硝烟中的英雄,也描写了许多在和平环境里平凡工作中做出不平凡事迹的英雄,如梁生宝、刘雨生等。他们只是农村中的普通党员,但是他们却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刘雨生曾经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她对刘雨生一心忙集体的事情非常反对,以致向刘雨生下了最后通碟—要么回来干自家的活,要么就离婚。刘雨生是十分舍不得这个漂亮女人的,但是共产党员应当听党的话,“只许争先”的思想,使他宁愿家庭“散了板”,也坚持带领群众走集体化的道路。这种感情方面的特殊考验,是不少人经受不起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互助组开展工作十分困难,许多组员坚决反对毫无生产资料和生产技能的兵痞二流子白占魁入组,他以共产党员的宽广胸怀接纳并逐步改造了白占魁,没有崇高的思想境界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红色经典中这些人物崇高纯洁的美好心灵确实无不深深地感动和震撼着每一位读者。
    “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中激荡人心的生活,崇高纯洁的人物,感人至深的事迹等,显示出来的思想艺术魅力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也正因为这样,现在总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是不真实的,说那些英难形象缺少了所谓的“人性”而多了“神性”,是拔高和过于理想化的描写。这是某些“精英”以己度人地去认识革命队伍中人民英雄的顽固偏见。红色经典中塑造的英雄人物确实是人们理想中的人物,却又是完全真实可信的人物。这些英雄人物的产生是当时时代精神感召下的必然,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生活中先进人物的生动写照,是社会主义文艺对那个时代生活本质的揭示,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和真实反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反帝反封建斗争直至解放后的“十七年”时期,既是一个阶级斗争、民族斗争非常尖锐激烈,革命建设十分艰巨的时代,也是一个革命激情燃烧的时代。在日寇铁蹄踏碎祖国山河的时候,中国人民唱出的是“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御敌壮歌,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杀敌呼号。这样的时代精神怎么能不孕育出无数为了民族生存战斗到底、不惜洒尽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雄呢?在党和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的时代,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关系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决战时期,又怎会不产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无入人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党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地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这一方面是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巩固人民江山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已经站起来成为国家主人的人民,怎么不会充满着改天换地、重新安排大好河山的壮志豪情?怎么不会充满着建设祖国、建设家园的空前的积极性?怎么不会充满着不畏艰难、顽强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那样的历史时代中,人们被昂扬向上、奋发图强、争比贡献的时代精神强烈感染。这种强大的时代精神必然孕育出以往时代不可比拟的具有高度觉悟的英雄人物。
      红色经典中英雄人物的真实性,也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生活中先进人物的真实反映。毛泽东时代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获得民族独立和翻身解放的时代,是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在这一可歌可泣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革命队伍中产生了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杨靖宇、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吴吉昌、郝建秀、雷锋、焦裕禄、欧阳海等无数的英雄。那是一个中国人民沐浴着血与火、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时代,一个时势造英雄也英雄辈出的时代。革命英雄们高尚的灵魂,伟大的胸怀,英勇的行动,感人的事迹,有许多甚至比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更令我们心灵感动,灵魂震动!穆青同志曾说他带着采访组至兰考县采写焦裕禄的英雄事迹时,兰考百姓都是流着激动的泪讲述的,他们也是流着感动的泪记录的。现实中本来就有那么多令人无限感佩和敬仰的英雄,红色经典中所创造的英雄形象许多都有人物原形,如江姐、林道静、杨子荣、董存瑞、雷锋、欧阳海、梁生宝、刘雨生等。许多英雄人物的立身行事与文学形象相比,思想情操、精神境界、感人事迹都是难分轩轾的。这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现实生活中英雄人物的真实反映。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创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怎么叫做不真实了,拔高了,理想化了,甚至称之为神化了呢?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以思想进步、克己奉公、争比奉献、艰苦朴素为荣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风气熏陶下的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是纯洁朴实的。许多同志带着一腔真诚和朴素的阶级感情投身到革命中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们自觉把个人与革命事业连在一起,把革命的发展和个人的幸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林海雪原》中塑造的同名英雄的原形杨子荣就是这样的英雄战士。作者曲波有一次在林海雪原的战斗间隙里和杨子荣谈到个人前途时,杨子荣说:“现在的侦察员就是我的前途,因为我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走着。以往地主骂得我不敢喘气,现在我手使双枪,动用心机,自由的瞪着眼,喘着气,打他们的祖宗蒋介石。这是多么理想的一天哪!又是多么理想的前途啊!”在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回忆录中,他和秦永祥交谈后,深有感慨地说:“我认识到,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终身最大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学艺术的真实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鲁迅先生也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所以,通过对生活中的创作素材进行选择、集中、加工、创造之后,文学艺术所创造的生活更能反映生活本质,表现生活主流,揭示生活发展规律。再说红色经典中刻画英雄人物的时候,并未将英雄写成“完人”,而是合理细致地写出了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如《欧阳海之歌》中的欧阳海,起初也是有不少缺点,如不安心工作闹情绪,虚荣心较重,不守纪律擅离岗位,没让他去省里做刺杀表演示范就不服气。作品中合情合理地描写了他是如何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不断地改正自身缺点,一步步成为一个英雄战士的。所以,红色经典中的文学形象是具有充分的真实性的。
    “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由于鲜明地张扬了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时代精神,尤其是真实合理地塑造了那个时代感人的英雄形象,所以红色经典不仅使老一辈读者会无限感慨地缅怀那些不平凡的峥嵘岁月,也使年青一代的读者去认识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这些正是红色经典的宝贵历史价值和无穷的思想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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