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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宗:说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问题  

2017-02-18 20:02:30|  分类: 文摘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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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乙宗

 有一段时候,“毛泽东不懂经济”的说法非常流行,这段时间似乎少了许多。或许已经被批驳得失去了底气,也或许这种论调连自己都觉得说得过分了点。笔者看过一些议论毛泽东不懂经济的理论,也读过不少批驳毛泽东不懂经济的文章,发现攻击者大多以大跃进失败,饿死多少人,发动文革使经济倒退了二十年等等为说辞,而批驳者也几乎清一色地列举解放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经济指标的增长,科学技术的成果,农村医疗的发展等等来论证。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相持不下,难分难解。然而鄙人认为,这种论证当然也能说明问题,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想了许久才有所明白,光从现实的政绩角度来分析一国领袖是否懂经济的论证方法,似乎是过于片面和狭窄的。这同以成败论英雄,以GDP论政绩是一码事,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至于那些捏造事实、无端攻击,甚至污言谩骂就更是同理论研究毫不搭边,是致力于理论探讨者所不屑的,我想也就没必要去回答。基于这样想法,笔者就撇开那些无端的攻击和谩骂,同时也排除了再去炒罗列经济数据的冷饭,以自己的视角来做些论证,提出一些粗浅的观点。

   一、在时间段上,不能仅仅着眼于解放后一段,也要看解放前一段。读过中国革命史的都知道,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赣南的中央苏区,1931年12月成立过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一肩挑,首都在江西瑞金,还制定了共和国临时宪法。当时这个共和国的中央苏区这块地盘仅20多个县,5万来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却养着红军和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庞大的机关共8万多人。当时可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对外开放,四周都是白区,被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如果经济搞不好,就不可能坚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首先是亲自选拔经济人才,如起用刚来苏区的陈云等经济骨干外,还从红军政治学校中将有经济才干的青年才俊选拔上来的,如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吴亮平就是那时他选上来的。其次是主持制订了各项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其三是开办苏区银行发行货币,毛泽民就是首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四是发展工矿企业和手工业。其五是开市场搞贸易,不仅搞内贸,还通过开座谈会,听取私人老板意见,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办法(即以老板的名义出面,共产党的贸易部门参与)同白区做生意,当时同广东、福建军阀的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将苏区开采的钨矿石卖到德国去。可惜后来博古等人推行左倾路线,用张闻天取代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职务,加上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到陕北。如果没有毛泽东眼光远大,未雨绸缪,在当政时就指示毛泽民将数十担金银珠宝秘密埋藏在瑞金附近的山洞里,在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时分配给各军团,红军长征真会变成叫化子逃难,后果不堪设想。

   再说在陕甘宁边区,用现在的话说毛泽东已经是共产党的老大,面对抗日战争的残酷斗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铁桶般的封锁,又是毛泽东采纳了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适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带领边区、各敌后根据地人民和军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度过了难关,取得了最后胜利。试想,在赣南的山沟沟里,在陕北贫脊的黄土高原上,在敌军围困万千重的艰难环境下,毛泽东如果“不懂经济”,又如何能伸展自如,纵横无敌?在解放后又怎么能运筹帷幄,用纯经济手段打败了上海资产阶级所谓“两白(大米、棉花)一黑(煤炭)”和“银元投机”的猖狂进攻?又怎么能带领党和人民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把一穷二白的中国变成世界工业强国呢?

   二、在经济成果上不能只看实际成果,也要看理论成果。只要没有偏见,翻翻毛选就知道,毛泽东早在赣南苏区就有不少经济理论成果,写下了诸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经济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等经济论文。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如何进行土地改革、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制定了许多方针政策,写下了诸如《在不同地区实行土地法的策略》、《关于工商业政策》等极具份量的经济理论文章。更不要说在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宏篇巨制《论十大关系》了!我拜读过不少经济学者的经济论文,也读过号称“懂经济”的一些国家领导的经济文章和报告,觉得在理论方面能够达到毛泽东三十年代那几篇文章水平的不多,起码到目前还没有人写出过水平能够同《论十大关系》比肩的论文。不要怪笔者武断,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将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的综合平衡问题研究得那么清楚,分析得那么头头是道。难怪有个外国经济大师说毛泽东是中国唯一的超级经济学家。可笑的是,后来有一些懂经济的领导竟说,《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召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等领导人座谈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所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真会笑死人的!既然是座谈会,周刘陈邓都在场,为什么别人结不出晶,偏偏让毛泽东占便宜了呢?不过也不用大惊小怪,后来不是连毛泽东思想都成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吗,何况一篇文章。我感到迷惑,毛泽东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时,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写《矛盾论》、《实践论》时,哪些贡献智慧的人是不是在场啊?说毛泽东思想你们都有份,难道就不觉得难为情吗?中共党内周恩来不愧是一代伟人,他为人谦虚诚实、有自知之明,他说是毛泽东思想使共产党集体有了智慧,而不是集体智慧成就了毛泽东思想。

   三、不能仅仅着眼于现实成果,更要研究综合成果。现实成果很现实,综合成果很抽象,所以要说明白这个问题还真的不容易,需要很长的篇幅。笔者思索良久,决定用一个问答和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或许能节约笔墨。一个问题是问:一个人的体重很大是否可以说这个人身体很健康呢?答:显然不能这样说。毛泽东就是坚持强身健体而反对虚胖的,这种事例很多,无须笔者多说。再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改革开以来,我们非常重视GDP,不仅将它当做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考核指标,看成一届政府政绩的标志,而且作为决定一个领导人升迁的依据。这样做对吗?现在开始转过弯来了,知道不对。笔者认为,这不仅不对而且危害很大。1、GDP不过是一个统计数据,一个衡量国家经济总量的数据,仅仅是衡量经济发展众多指标中的一个。这个指标的好坏并不能说明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衡量国家经济发展还要看其他许多指标,如百元GDP各种消耗指标、环境评估指标等等。2、GDP原来是西方国家采用的统计指标,我国前三十年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工农业总产值是根据工农业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不变价值来计算的,而GDP是以最终消费的价值来计算的,一个从生产角度统计,一个从消费角度统计,只是角度不同。然而两者的关系却比较复杂,我们暂时不去展开。到底谁优谁劣?如果按照马克思“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对生产起反作用”的观点看,还是工农业总产值指标科学,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那是GDP指标科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越多会促进生产越多,所以提倡“负债度日”、“超前消费”,主张用高消费倒逼生产。后来我国一些经济学者学习西方价值观,提倡同国际接轨,于是采用了GDP这个指标。毛泽东显然是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理论的,他主张生产多少然后决定消费多少,要留有余地,要考虑积累。他一贯坚持中国人“无债一身轻”的固有传统,极力反对高消费和超前消费观点,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光荣和自己的责任。笔者认为,毛泽东无疑是正确的(当然积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也会造成消费不足,从而阻碍生产,这是事物的辩证关系)。就两个统计指标比较,因为GDP指标统计的范围更大、覆盖的行业更多,因而更便于灌水。见仁见智而已。3、片面追求GDP会出现什么后果?首先助长弄虚作假之风。既然决定能否升迁的是政绩,而GDP又是衡量政绩的主要或唯一的指标,那我只要有GDP就行。而GDP又是很容易掺水的,弄虚作假之风就不可避免,假引资、假投资、假项目、甚至造假账屡屡出现就是证明。其次容易导致经济失衡。为追求GDP,有的领导会不顾财力、不顾环境、不顾供给、不顾配套、不顾民生,不顾他人,甚至不顾子孙后代利益去大搞投资,大搞基本建设,各地的政绩工程,房地产虚涨,违法征地、违法拆迁屡禁不止就是明例。其三助长腐败和不正之风。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太夸张了?我说不夸张。因为GDP是以最终消费的价值为统计依据的,消费越多GDP就越高,第三产业越发达GDP也越高。一般说来大众消费是相对稳定的,领导们要想推动大众消费,就必须提高工人农民等多数阶层的收入,这显然难度较大。相较而言,推动“三公消费”对他们来说容易得多。同时搞实业也是一件很难很累的差使,相较而言搞三产,特别是发展那些服务性质的三产要容易和省力许多。而三公消费和不少类型的“服务性三产”恰恰就是腐败的温床。不是吗,上次有个地方扫黄不是说扫掉了该地一半的GDP吗?“三公消费”一清理不是不少行业的营业额就直线下跌吗?而这些东西,毛泽东可是明令禁止的。第二例子。有一个说法叫“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记得前不久被习近平在上海给否定了。如果大家还记得,这是毛泽东早前竭力批判的观点,在文革时还被批得很臭。后来时来运转吃香了,如果不是习近平发话,可能现在也不会有人去质疑这个说法对与不对。笔者以为,这个说法如果以一味挣钱为目标的话也不能说没道理。然而毛泽东不是一位商人,而是一位伟人,他肩负的是一国的经济建设之责,他考虑的不是也不应该是眼前的几个钱,而是一个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他在领导经济建设时一贯坚持“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远大志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自己动手创造和创新。原子弹氢弹自己造,卫星自己造,导弹自己造,核潜艇自己造,大飞机自己造,万吨轮自己造......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搞的是强国经济,而不是某些人搞的商人经济,其差距在天壤之间。第三例子。有句话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毛泽东搞的经济是“栽树经济”而不是“乘凉经济”,所以他可以运用他在人民群众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号召和带领大家无私奉献,为国家建设打基础而无怨无悔。因为是栽树而不是乘凉,尽管日子过得苦巴巴,但是全国人民的心是乐观的,目标是一致的、干劲是充足的。这样的社会坏境,才能够出大寨,才能够出大庆,才能够出焦裕禄,才能够出雷锋这样千千万英雄模范。8万7千多座中小型水库建起来了,红旗渠和密密麻麻的灌溉水渠修起来了,两弹一星造出来了,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了,核潜艇万吨巨轮下水了,大飞机试飞成功了,40多万家国有企业建立起来了......一穷二白的农业国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和第三军事强国。第四例子。伟大的“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对全国工业合理布局的神来之笔。笔者认为,大搞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吸取了在“抗美援朝”艰难决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利用国人的民族情绪,借抵御外敌侵略的名义,巧妙地完成全国性的工业布局,改变原先布局不合理局面的神奇一笔。一些目光短浅的人为否定毛泽东,肆意攻击三线建设是”劳民伤财“,为迁就少数人的情绪和利益,将已经在三线落户的许多重点工业企业回迁或撤销,造成工业布局地区之间的重新不平衡。一直到了本世纪初,人们发现毛泽东的“三线战略”实属高瞻远瞩,真正比别人远看了50年,却又不好重新肯定,只好改头换面,提出“西部开发”的口号来替代。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西部开发”与“三线建设”不是一码事吗?非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三线建设”是主动的布局,而“西部开发”则是被动的调整。

   四、不能只看到事物表像,更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内在因素。毋用讳言,解放后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并非一帆风顺,有过不少挫折甚至是严重的挫折,犯过不少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大跃进的失败更是损失惨重,教训深刻。那么有过挫折,犯了错误是否就可以下结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了呢?如果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答案自然也是否定的。因为这种说法无非是让已经逝去的毛泽东来承担责任,换句话说是将全部责任推给毛泽东,然后再落脚到“毛泽东不懂经济”这样一句话上来,用一个理由来掩盖自己犯下的错误和罪过而已!因为考虑篇幅,笔者在此只阐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并非是“毛泽东不懂经济”,而是当时党内某些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线领导人推行“左倾”路线,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所批判的“形左实右”路线干扰的结果。理由如下:一是“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提出都不是毛泽东的专利,而是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人民群众的创造。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历史学家周谷城在同毛泽东谈起1958《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时首先归纳出来的;“大跃进”是周恩来在农村调查时总结了群众的创造向毛泽东汇报的;“人民公社”最早是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建立的。毛泽东在得知人民群众的这些创造后,对人民群众的热情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方向上给予了肯定,经过中央的集体研究决定,归纳为“三面红旗”,在全国推广。要说什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倒是实打实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遗憾的是这个结晶后来失败了,也就成了毛泽东“不懂经济”的错误。二是毛泽东对三面红旗进行了方向性的肯定后,就由一线领导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具体操作,自己在二线研究国际事务,对“三面红旗”的鼓吹言论很少。三是当时的一线领导,特别是刘少奇、邓小平在具体操作中推行左倾思潮。刘少奇有关“人民公社”的论述特别多,对共产主义、高指标、放卫星的鼓动言论是在全国跑一路讲一路,邓小平除了外出视察时鼓吹之外,还利用掌控的媒体极力鼓吹,从而造成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人民公社的规模搞到一个县一个,农业产量放卫星,工业生产高指标,谁讲真话打击谁,谁说假话重用谁,一片乱局。四是在那段时间,从现有的资料看只有毛泽东决策非常慎重,坚持讲实事求是,也只有他在大力纠左,不断给发高烧者泼冷水。如1958年的1070万吨钢铁指标首先是陈云、薄一波和冶金部搞出来的。毛泽东看了不放心,就专门召开了有关人员座谈会,挨个问了上海、鞍山等十个重点钢铁基地的地方领导人和冶金部部长王鹤寿、主管规划的办公厅主任袁宝华,说是不是太高了?得到的回答都说“有希望”、“有把握”。毛泽东还不放心,又问陈云,一向说话谨慎的陈云回答说:“看起来是有希望的。”这才定了下来。再如毛泽东为了纠左,连续两次召开了“郑州会议”,并不得已在《党内通讯》上以写信的形式给各级领导干部发指示,这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五是毛泽东确实犯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既不是“不懂经济”的错误,也不是领导过程中的错误,而是在大跃进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时犯的。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为了维护一线领导,维护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威望,主动站出来挑担子、做检查,用身教提醒其他领导认识自己的错误。谁想他错了,其他人不仅不检查错误,反而以毛泽东自己都认错了为由,将一切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文革之后还成了否定他的证据。如果说冤案,笔者以为这也是党史上最大的冤案之一吧!6、到底是毛泽东头脑发热犯错误刘邓没有反对,还是刘邓等人犯错误毛泽东为其承担了责任?这个问题20多年前的说法倾向前者,现在的说法越来越倾向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许多档案的解密,笔者相信后者的说法将是历史事实。

   第二个问题,不管你是否承认,在阶级社会中经济是带有政治性的。所谓经济,顾名思义就是经营济世之道也,它不仅包括生产力,也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因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经济因为社会形态不同而各不相同。原始经济我们没必要去论述。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就可分奴隶社会经济、封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等多种形态。奴隶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奴隶本身是商品;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是劳动力是商品,追求的是剩余价值最大化。以上各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而社会主义经济追求的是使用价值,即物质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虽然社会主义社会还保留商品交换,但是其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生产资料公有制或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经济的政治性或许也是我们通常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叫做“政治经济学”的缘由吧。笔者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本身,如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本身虽然不具有政治性,但一当它们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上升为经济,就必然具有政治性,也就是阶级性。因而分析经济和经济建设就必须要分析“为谁服务”的问题,经济建设只讲发展而不讲为谁发展显然是不对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显然也是不可回避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再快,财富增长再快,然而两极分化惊人,大多数财富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却吃了上顿没下顿,这样的经济难道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吗?这样的经济发展对于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还有多少意义吗?我看这样的经济发展路子大多数劳动群众都不会赞同,因而也一定不会有持续性!

   记得有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毛泽东的经济建设》的文章,文章提出毛泽东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用资本主义的尺子来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无可否认,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有着本质区别的。1、两者的基础和出发点不同。前者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作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后者是以生产私有制为主体作为基础和出发点。2、两者的经济运行的模式不同。前者是以集体生产为主个体生产为辅,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运行的,而后者以个体生产和市场调节为主体运行的。3、经济成果的分配方式不同。前者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而后者以按资分配为主体。4、经济建设的目的也不同。前者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达到共同富裕为目的,而后者以满足少数富人的富有为目的。这些本质区别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是两个不同的经济形态,具有不同的经济运行规律,必须有不同的经济理论去指导和不同的经济手段来运作。

   显然,毛泽东不懂的是怎样搞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也是他不愿懂、不屑懂。如果想懂,当年他父亲叫他到米店去当学徒,去学如何剥削别人的营生,他就不会拒绝。如果他愿意去干那营生,我想凭他的聪明才智和超人的预见力,说不定早就富得冒油了。历史已经证明,搞社会主义经济,搞公有制,搞共同富裕,毛泽东绝对是个行家。所以从广大人民群众立场看,他不但是一位懂经济的经济学家,而且是超一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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