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中外老照片精华荟萃 历史影像 环球博览 军事贴图......

 
 
 

日志

 
 

赵雅:朝鲜战争中的中美情报战扫描   

2017-02-26 21:26:31|  分类: 朝鲜战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来源:军事史林  作者:赵雅

赵雅:朝鲜战争中的中美情报战扫描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察局、国家地理情报局、反情报驻外活动局、陆军参谋部、海军情报局、空军情报局、海军陆战队总部情报处、能源部情报局、联邦调查局、情报研究局、财政部情报分析处、国土安全部情报分析处、海岸卫队总部情报处等等。”这就是朝鲜战争中,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情报机构。

  1950年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幽灵般地出现在北朝鲜边境地区,并发起强烈攻势,令措手不及的“联合国军”大吃一惊,这绝对是灾难性的情报失误。

  令人不解的是,拥有极强情报搜集能力的美军为何会对中国军队的神秘出现表现得如此迟钝呢?答案只有一个,朝鲜战争中中美情报大战美国一败涂地。

  一、志愿军情报战的手段:主要有部队侦察\无线电监听\破译\派遣人员搜集\审问俘虏\外交获取等。

  与美军的科技手段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情报获取方式主要是传统手段,但却把这些传统手段运用的炉火纯青。

  1、依托侦察获取情报。通过侦察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是人民解放军的老传统,志愿军编制中军部有侦察科,连队有侦察员。朝鲜战场山高路险、天寒地冻的环境,与朝鲜群众语言不通、难以沟通的困难,给部队侦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志愿军侦察兵们冒着枪林弹雨、跋山涉水、忍饥挨饿、潜入敌后,有时还需穿着朝鲜老百姓服装或敌军服装作掩护,一次次机智勇敢地完成了任务,为各级指挥员准确地提供了地形、地势和敌军装备、布防、动向等情报。

  张宏献,志愿军第24军侦察科参谋,离休前任第24军副军长,他回忆当年在上甘岭依靠侦察获取敌方情报的经过:

  1953年初,24军进入上甘岭地区阵地,接替第15军进行防御。当时我军共承担东西43.5公里宽的阵地防御任务。

  部队接防后,首要工作就是摸清当面之敌的部署、番号等相关情况。作为军部侦察参谋,我们普通的侦察手段主要包括正面侦察和纵深侦察。正面侦察就是通过作战部队在一线阵地对当面之敌进行观察了解。纵深侦察则主要通过望远镜等观测器材进行侦察。

  在换防之后,出于保密需要,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24军在一个月内不准出动执行任务,这给前线情报获取带来很大麻烦。我军当面有三个师,由西向东分别是美军第7师、南朝鲜军第9师和首都师。不久以后美军第3师接替第7师,我们在阵地上观察到了这一换防情报,就向上级报告。志愿军司令部对此的回答是要求有确凿的证据,但我军不许出动,证据从何而来?

  针对这一情况,我向军首长提交报告,建议组织小部队活动,通过捕俘和缴获的方式获取情报消息。军里同意了这一行动。

  刚开始,我军的小部队活动以巡逻为主。我军第一次与美军遭遇后,双方发生了交火。我军在这次战斗中没有俘获敌人,只缴获了敌人的一顶钢盔。凭借钢盔上涂着的美军第3师的标志,我军证实了当面美军换防的事实。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立即命令展开对南朝鲜的情报搜集工作,并向汉城派出了情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朝鲜人民军攻占汉城、仁川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不顾危险,随朝鲜进攻部队前往汉城,与几位提前进入的中国情报人员秘密会面。为了情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骑摩托来往于仁川至汉城之间,汇报“仁川的敌情”,着重了解美军及南朝鲜特务在仁川的侦察活动情况。

  1950年7月13日,中央军委未雨绸缪,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下旬,东北边防军所属的第42军军长吴瑞林奉命率两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司机,进入朝鲜境内勘察地形,了解民情。此事被朝鲜内务部察觉后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战友吴瑞林,于是交代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

  2、依托俘虏获取情报。俘虏口供是志愿军情报的重要来源,据张宏献回忆,南朝鲜军第9师有一个四五十人的情报队,由于我们多次捕俘,这个情报队的成员几乎被我们抓光了。我作为侦察参谋,在抗美援朝期间,审问了部队抓捕的几十个俘虏。这些俘虏来自8个国家,不仅有美国人和南朝鲜人,还有比利时、南美一些国家的战俘。我们当时只有英语翻译和朝鲜语翻译,对大多数国家的俘虏只能用英语和手势勉强交流,通过侦察和审问战俘我们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战场情报。我军《联络工作历史经验概述》记载:“1952年7月,南朝鲜军月白11联队2大队2中队情报小队向志愿军海州驻军集体投诚,94名情报人员自首,由此破获了多起特务案件。”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俘虏了近两万余名敌方人员。他们被志愿军俘虏后,通常在前线先由我作战部队进行初审,然后部分送到我军后方俘虏管理处审问。不管是美军还是南朝鲜军,被俘后既怕苦又怕死,在押送过程中比较“听话”,叫他们怎么行动就规规矩矩地怎么行动。加上我军宽待俘虏,实行人道主义政策,同时做俘虏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认清国际形势、维护世界和平。俘虏们在被询问时,一般都能如实提供知道的情报,为我军获取敌方人员编制、武器装备、行动计划等情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依托破译获取情报。我军早在红军时期就开始使用莫尔斯无线电报技术,进行通讯联络与敌情侦察。

  收发电报分为明码和密码两种,军事情报无疑使用的是密码,因此获取敌方密码,从而破译敌方电报,是搜集军事情报的关键。朝鲜战争中,我军情报人员在打扫战场、搜集敌军文件资料时,将寻找敌方密码本作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据美国的解密资料,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打人解放军内部,并与台湾方面联系。特务不断在夜间溜出部队,用无线电给台湾当局发送情报,报告东北边防军的动向。这个情况,很快被解放军无线电侦察发现,经破译电文,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情报来源有限,层次较低,只反映出解放军团以下的备战情况,不能对解放军构成威胁。

  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领导决定任其发报,用以麻痹敌人。当志愿军大量人马在中朝边境集结完毕,上级决定渡过鸭绿江时,国民党特务立即被捕,无线电情报戛然而止。就在敌人迷惑时,志愿军几十万人已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秘密奔赴前线,迷惑敌人的情报工作与大军的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

  4、依托侦听获取情报。电台、报话机作为无线电通讯工具的优势是可以直接通话,并可在行进中进行联络。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我军首次缴获并使用了国民党军队的美制报话机。朝鲜战争中,我军使用的报话机多数为美国制造,极少数为我国仿造的。

  美军各部队装备的报话机十分普遍,通话时主要使用作战密语。但紧急情况时,他们便毫无顾忌地用明语直接喊话。因此我军通过报话机侦听搜集敌军情报,便成为朝鲜战争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我军从国内调来一大批懂英语的干部,派往各个部队负责24小时侦听敌方通话。他们根据敌方报话台的频率、呼号、口音、代号和破绽,掌握了一部分敌方密语,有效地分析敌方军事计划与实施行动,为我军战斗、战役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美军电台的侦听也是获取情报的重要来源,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军委情报部门、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及东北军区的无线电侦察已经转向朝鲜半岛,他们日夜开机,用以熟悉敌人及朝鲜的电台信号,掌握作战动向,获得了许多有益的情报。

  5、依托外交获取情报。毛泽东主席十分善于利用外交途径获取情报,当年苏联给我们提供了英国有一个剑桥五人组,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五人组中有一个人叫麦克莱恩,他当时任英国外交部对美事务部门的领导,而且参加过几次英国首相艾德礼跟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会谈。杜鲁门亲口对英国首相说,不可能在朝鲜半岛上扩大战争,要施行有限战争。担心苏联会卷入朝鲜战争。这样战略性情报传到中国之后,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出兵朝鲜的想法,因为美国的有限战争不可能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了。这个战略情报对于毛泽东下决心抗美援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6、依托外国报刊获取情报。建国初期,我军完全有能力收复香港,但留下这个弹丸之地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全面封锁,香港不可替代地成为我国唯一对外开放的窗口。作为自由港的香港,每天来自世界各国的报刊数以百计。我军情报部门有专门负责报刊(特别是美、英等国报刊)收集、转运、分析的情报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从中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对我军从宏观上掌握朝鲜战争的发展,了解世界形势的变化功不可没。

  二、美军情报战的手段:侦察机目视与航拍\无线电技术侦查\一线部队报告\战俘审问及缴获的志愿军文件资料等。

  美军情报获取手段主要靠飞机侦察、无线电侦查,同时也发挥一些传统侦察手段,但他们过分依赖技术侦察,忽视传统侦察手段,使他们吃亏不少。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没有完成转型,目标主要在欧洲。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及中国军队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美军前沿师及师以下战术单位,情报来源主要依赖于火线部队和巡逻分队的报告、对战俘的审问、侦察飞机的目视与航拍照片以及偶尔缴获的对方文件资料等,这些第一手情报是战术指挥官判断情况的重要依据,但所定的密级却不高,一般都是机密以下。此外,在朝鲜东北部,当地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但并未得到高层的充分信任。

  中国出兵朝鲜前,美国也加紧了对中国军队动向的侦察工作,美军在越过“三八线”向北开进过程中,开始派出特工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进行侦察。在中央情报局指挥下,由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率领的侦察分队,曾到达过鸭绿江口,然后派人四处打听消息。不久,回来的人报告说,在新义州和临近朝鲜的中国境内有大规模集结的中国军队,还有人说中国将派30万军队到朝鲜。克拉克把这些搜集的消息都进行了上报,但中央情报局对此却不屑一顾。

  由于“二战”结束后美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当时美军战术部队缺乏必要的情报团队,也严重妨碍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例如,对战俘的审讯通常是一种较可信的情报源,却由于军中缺乏足够的翻译人员而大打折扣,审讯工作只能通过口译人员转述,而这些少得可怜的通晓中国普通话的翻译人员,又对中共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军用术语知之甚少,导致这项情报收集工作更加低效。

  美军的情报来源还包括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美国驻香港领事及其它外交与谍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台湾方面的情报由美国驻台北武官直接呈送远东司令部,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情报部长威洛比将军的侍从官波尔克就曾说过:“没人在意台北说了些什么,他们的情报总是充满了偏见和利己的动机。”

  在朝鲜,威洛比将军于1949年夏天设立了朝鲜情报联络处,负责向北朝鲜政府、军队和工业部门进行渗透。该机构的特工偶尔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树,例如他们未能警示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对10月中国出兵的举动也一无所知。

  1、侦察机情报来源。美军的情报侦察对飞机依赖性非常大,侦察手段虽然很娴熟,却没有效率。与各种人力情报资源相比,麦克阿瑟更重视甚至是迷信技术侦察手段,特别是航空侦察情报,他相信通过航空侦察手段可清楚地掌握中国大规模干涉的企图,他曾亲自乘飞机到中朝边境地区巡视。1950年11月17日,当中国已大规模向朝鲜派遣军队后,麦克阿瑟在会见美国驻朝鲜大使时还认为,越过边境的中共军队最多只有2.5~3万人,他坚信中共利用完全隐蔽的手段不可能派出更多的军队,因为只要他们公开调动,就会被空军的侦察机发现。

  其实,麦克阿瑟并未意识到,二战”结束后美军军费和部队的大规模削减已使远东空军的空中侦察能力大打折扣。美军当时除了少量的蚊式AT-6型侦察机外,入朝参战的空军第5军根本不具备照像侦察能力,仅有的3个航拍侦察中队又将注意力集中在鸭绿江沿岸附近,而对夜间过江、已深入朝鲜边境纵深的志愿军毫无察觉,加之空中侦察机组把重点放在适合部队大规模机动的交通干线附近,更是对习惯于在小路和山间行进的中共军队束手无策。

  制约航空侦察作用发挥的另一个因素是军中缺乏足够的航空照片判读员,这一状况直到战争中后期才得到缓解。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后,麦克阿瑟在汉城开完会,闻听发现了大量中国军队,将信将疑。在座机返航东京时,他突然冒险命令驾驶员向北飞去,一直飞到鸭绿江边上。他从舷窗里向下观察,下面是崇山峻岭,白雪皑皑,哪里有中国大量军队?实际上,中国大量主力部队正反披着白色的床单、棉被前进。遇到空中侦察,一声哨子响,大家立即隐蔽,空中哪里看得见!

  据美军飞行员瓦尔德斯少校回忆,他们飞遍所有区域,都找不到中国人的踪影。后来,他们从情报人员那里得知,中国人身穿白色风衣,在雪地里,你根本就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其实,美军侦察飞机偶尔也会从志愿军的头顶飞过,此时他们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以致飞机里的侦察员无法发现他们。这里所谓的“白色风衣”,不过是志愿军的斗篷或者白床单,甚至是反穿的棉衣而已。

  当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败美军后,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一直非常信赖的航空侦察出现了偏差,等到11月21日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对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之间地域加强航空侦察时,为时已晚。

  2、无线电技术侦查来源。毫无疑问,对于美军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仍是截获的无线电情报,这项情报收集、破译工作由陆军保密局设在远东的监听站以及三军保密局(即后来的国家安全局)负责。近期国家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朝鲜战争时期的文件,令人吃惊的是,与二战期间美军卓有成效的技术情报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的侦听团队在朝鲜战争中少有建树,不仅情报数量少得可怜,内容也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对这些资料,美军当时把它作为机密以下的资料来处理。

  朝鲜战争初期,电子侦察部队的境况与航空侦察部队差不多,二战后被大量裁撤,远东仅有的一些侦听分队都留在陆军编制内,不仅远东如此,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侦听力量也被大大削弱。而且,仅有的侦听力量也被集中于侦察中共政府的活动和当时菲律宾爆发的叛乱。

  最初,信号情报部队只是破译中共军队的密码、获取文本信息。后来随着侦察力量的加强,对敌技术情报的分析工作也开展起来,比如通信量的分析。事实上,在近代很多战争中,通信量分析时常发挥着重要作用。通信量是指部队使用无线通信的频度,在实施无线电静默的战斗前夕,突然骤增的无线通信往往意味着进攻的发起。美军在“二战”期间非常重视通信量分析。特别是朝鲜地形多山地,部队联系、战斗协同通常靠无线电通信,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未能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直至麦克阿瑟被免职后,李奇微接替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才走上正轨,美军的侦听部队已能从中共军队的通信量分析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战术情报。

  美陆军保密局在对华的情报侦听工作中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缺乏足够的听译翻译,而中国各省方言的繁复也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美国本土的华裔大多出生于中国南方,其南方口音与志愿军内部普遍使用的普通话完全不同。为满足这一需要,远东司令部从败逃到台湾的中国人中雇佣了一批通晓北方普通话的平民为陆军保密局工作,经过简单培训后使其了解中共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制度,这才缓解了矛盾。

  朝鲜战争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截获的中国民用无线电通信电报中,发现中国政府在上海订购3万张朝鲜地图,发货到中国东北的部队。美军情报部门认为这些地图够30个师使用。恰好在12月前后发起的圣诞节攻势中,中国出动了30个师。这引起美国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度重视。

  美军空军的监听站通过对苏、中、朝空军地面指挥员和空中飞行员通话的监听,得到了对手活动的实时情报。

  1951年6月,对“联合国军”控制岛屿的一次轰炸行动前,美军空军监听站的监听破译人员事先准确地预告了这次行动,美军空军第5航空队及时采取行动,击落了苏联1架雅克战斗机和2架伊尔一10强击机,击伤了包括2架米格一15在内的几架飞机。

  7月,美军从截获破译的朝鲜人民军密码电报中,预先得知了朝鲜人民军方面参加开城谈判的人员名单,之后还从这些来往密码电报中,知道了每次谈判后的情况汇报和准备的声明稿内容,从而取得了一些谈判的主动权。

  3、特务情报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情报机关依托战争期间在中国建立的情报组织,把触角进一步伸人到中国的各个角落。1946年7月,在华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致信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在美军撤离中国后,由美国第七舰队直接指挥驻华情报小组。这个建议得到美国高层的首肯,在华情报组织随即改称“第44海外观察队”,并以美国陆军联络团的名义活动01947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后,第44海外观察队成为它在华的主要情报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派遣了情报人员。

  在中国东北地区,美国的情报工作主要是由其外交机构组织实施的,如在沈阳,美国总领事馆组建了以日本人佐佐木弘经为首的间谍网;在大连,美国领事馆吸收旅大公安总局干部陈其仁为其秘密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驻在各地的美国外交机构的日子并不好过。中共在接管各地政权后,只承认原来的美国外交官是普通侨民身份,并采取了“一看二挤”的方针,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美国驻在东北的外交机构只得相继闭馆。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大连、沈阳、北京、天津等地的多个美国间谍组织被破获,美国在华的第44海外观察队情报网的运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但仍有不少漏网分子,活动还很猖獗,比如在沈阳地区,中国铁路局调度车皮,就有人把车皮调动情况的具体信息搜集走。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遗留下来的谍报人员也在发挥作用,但美国中情局认为台湾所有的情报都充斥着狭隘的利己主义,充斥着偏见,没有重视这些情报。这是美国的一大悲剧,东北的兵力调动,包括铁路上的调度,这些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美国,但是美国不怎么重视。

  4、战俘情报来源。1950年10月29日,南朝鲜军队抓到了一名中国籍的俘虏,美军第1军军长亲自审讯,并迅速将这一情报转交东京司令部,但是美军威洛比准将对此毫无反应,他追随麦克阿瑟的观点“一向都对中国人不会介入战争的判断深信不疑。”他认为这不过是个别转入朝鲜人民军的原中国东北抗联士兵。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有类似的确凿情报源源而来,甚至美军已经和中国军队正面交锋,而美军情报部门主管竟然完全相信他们面对的敌人只是朝鲜的散兵游勇。第8集团军情报处处长塔肯顿夹在真实情报和威洛比之间,左右为难。最后还是顺着威洛比的思路,将中国战俘的口供当作胡说八道的谎言。就在战场上已经出现中国战俘,乃至发现中国军人遗体的时候,威洛比仍然坚持说那不是中国部队,而是原来留居后又被编入朝鲜部队的中国人。

  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的书籍《最寒冷的冬天》写道:“11月1日,战俘审讯的结果已经表明,这些战俘来自不同的军,这说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不止两个团。但是第8集团军情报处处长塔肯顿依旧根据威洛比的逻辑说,尽管这些小部队来自不同的军,但完整的军团尚未出现。”有战俘情报来源,但轻视这些情报是美军的一大失误。

  三、志愿军采取广播、伪装、电子欺骗等手段,开展有声有色的反情报战。

  针对美军的情报手段,志愿军采取多种方式与美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反情报战,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战果。

  利用广播反情报战。1950年11月初的一天,北京丰泽园里灯火通明。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之后,朝鲜战场一片宁静。毛泽东预感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

  此时,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那个消息广播后,有情况吗?”毛泽东问聂荣臻。

  毛泽东说的“那个消息”,实际上是一份公开情报。第一次战役后的11月2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的消息:“志愿军在保护鸭绿江边的中国的水力发电地区”。言外之意,前几天参战的不是中国正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

  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也不相信中国军队敢于大规模地与美军交战,中国的广播“印证”了他的判断。他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在满洲地区共有正规的中国军队三十一万六千人,非正规部队或者公安部队二十七万四千人,大部分正规军集结在鸭绿江沿岸的许多渡口附近。”他的情报结论是:中国的正规军队没有赴朝鲜参战。

  实际上,志愿军第一批部队已经入朝参战,共4个主力军和3个炮兵师,计25万人。第二批3个军13万人也正在日夜行军奔赴朝鲜战场。

  军史专家后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是毛泽东利用公开情报实施的瞒天过海之计,为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迷惑美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利用敌特反情报战。利用敌特反情报战是志愿军情报部队的另一反情报战法,据美国的解秘资料,组建东北边防军时,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打入解放军内部,并与台湾方面联系。特务不断在夜间溜出部队,用无线电给台湾当局发送情报,报告东北边防军的动向。这个情况,很快被解放军无线电侦察发现,经破译电文,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情报来源有限,层次较低,只反映出解放军团以下部队的备战情况,不能构成很大威胁。

  经过深思熟虑,有关领导决定任其发报,用以麻痹敌人。当志愿军大批人马在中朝边境集结完毕,上级决定渡过鸭绿江时,国民党特务立即被捕,无线电情报戛然而止。就在敌人迷惑时,志愿军几十万人已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中秘密奔赴前线,迷惑敌人的情报工作与大军的行动配合得天衣无缝。

  利用特务开展反情报战最成功的战例是“逆用美军远东情报局情报组的反情报战行动”。1952年秋至1953年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和第3兵团在先后担负朝鲜东海岸反登陆战备任务期间,策划和实施了一场逆用美军远东情报局反情报战行动,动摇了美军统帅部登陆决心,争取了时间,堪称我军情报部门战地反情报战的经典范例。

  1952年夏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摆脱正面战场的被动局面,准备在朝鲜上演第二次“仁川登陆”。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西边是黄海,东边是日本海。美军的航母舰队及其他战舰就在海上虎视眈眈,无论在朝鲜半岛东海岸还是西海岸登陆,都会发挥出其海空军的优势,特别是美军第一次仁川登陆几乎给朝鲜带来亡国之灾,这无疑是志愿军总部和毛泽东最为担心的。

  美军在策划第二次“仁川登陆”之前,情报先行。1952年7月26日深夜,南朝鲜军情报部派遣特工朴北时携带一只信鸽,秘密空降在朝鲜东海岸志愿军第9兵团防区内的万年德山,刚着陆就被第9兵团警卫连捕获。9兵团保卫部连夜突审,查明朴北时此行担负先遣任务,寻找当地反动会道门首领“张疯子”接头(此人带人偷袭志愿军时已被击毙),为后续“高级情报组”的到来安排潜伏地点。从朴北时的口供及其简单的通信手段推断:如放回信鸽,向南朝鲜军情报部谎报朴北时平安降落,敌方将按预定计划派遣“高级情报组”前来。

  第9兵团保卫部部长丁公量决定:“抓住战机,诱敌入网。”由熟知敌特联络规律的保卫工作队队长刘毅民负责,放回脚管装有绿色信号物的信鸽,向敌方报出“朴北时平安降落”的信息。同时要求所属部队昼夜值班,加强对海、空监视,发现敌特,“务必全力活捉”,在东海岸撒开了天罗地网。

  9月27日午夜,第23军驻鹰嘴山区某连对空监视哨发现敌机空投7只降落伞。部队立即出动包围,将谍报组组长权某、通信员孙宪、组员裴某捕获,同时缴获4筒物资。经清点,该组3人各配考尔德手枪l把、卡宾枪1支;双套通信设备,计RT-3收发报机1台、常规军用型收发报机1台;手摇发电机1台,空投时摔坏。侦察器材有东海岸五个道范围的1:10000军用彩色地形图2套;军用指北针、望远镜、手提探照灯以及棉衣、大米、伪币及其他生活用品等。孙宪随身带电报密码4本,通信联络表l张。

  第9兵团保卫部按政策区别对待捕获的特务。由于孙宪表示投降,暂以投降者身份给予部分优待,教育其交代问题,立功赎罪。孙宪交代自己本是元山的中学教师、朝鲜劳动党党员,幼年随父母在中国烟台居住,懂汉语、日语、英语,战争中被敌裹胁南去,骗入“职业学校”,受全套间谍训练,又专门学了无线电通信技术,毕业后被派到南朝鲜军情报总部。此次由美军远东情报局来的一名上校亲自布置派遣,在权某领导的“高级情报组”当通信员,任务是空降江原道、黄海道交界处的云霞山区潜伏待机,发展情报网,遂行重大侦察任务,届时策应美军登陆。

  受领任务后,三人当晚从汉城乘运输机起飞,那个美军上校亲自到机场送行。

  为表明投降诚意,孙宪详细交代了通信联络表上用暗语书写的每月逐日与本部开通联络的时间、频率、呼号以及密码本的使用技术。最后,特地交代了美军上校在机场送行的最后一分钟附耳告诉的最密级安全信号,即每份电文从第12字起,插入一句固定暗语“马在奔跑。”发出的电文中有此信号,表明为安全,无此信号即表明已出事。孙宪还恳切地表示愿服从志愿军,利用电文诱骗美军和南朝鲜军,作出贡献,立功赎罪。

  “高级情报组”组长权某,45岁,原平壤电力公司职员,懂汉语、日语、英语,战时南逃至汉城,误入“职业学校”,受特种训练后,被派到南朝鲜军情报总部,此次受美军远东情报局上校派遣,任务是到云霞山区找“张疯子”联系,随时准备执行本部给予的重大侦察任务和策应“联合国军”登陆。“高级情报组”组员裴某,顺川人,身强力壮,战前为体育学校学生,懂俄语、日语,其他情况与权某相同。

  志愿军第9兵团从其它渠道证实,这个“高级情报组”是美军远东情报局委派空投,从这个“高级情报组”担负的任务可以明显看出,美军主导的“联合国军”统帅部已有在东海岸发动登陆的战略企图,甚至迈出了布置策应的第一步。但“联合国军”准备还不成熟,尚不能最后下定登陆决心,还要进行“重大侦察”。因此,志愿军有关部门认定:美军远东情报局“高级情报组”确是敌统帅部派出的耳目,他们这条线牵动的是美军远东最高司令克拉克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关系到“第二次仁川登陆”的最终决策。

  第9兵团请示上级批准,决定组成逆用敌台工作组,与美军开展反情报战,打破“联合国军”“第二次仁川登陆”的梦想。

  首次与敌情报机关的电台联络,由投降的孙宪操作,“逆用组”监听。开机后收到了南朝鲜情报部本部信号。但由于用的是RT-3小型机,信号微弱,南朝鲜方接收困难,令次日再联络,故电文未发出。次日,将电台移到高山,加长天线,电文顺利发出。内容为:“全组安全降落预定地点,权着地摔伤;发电机摔坏,请求补给。请示下一步任务。”这份电文目的是试探敌本部对已经潜伏下来的“高级情报组”的现实态度,并试探敌之侦察方向。稍后,敌本部复电:“祝贺安全降落;权组长好好养伤,全组隐蔽,耐心等待任务。同意补给,你们选好地点报告本部。”首次联络成功,对方未表示怀疑,但对方在指示任务方面很有保留。

  逆用敌台搞反间,每一次发出的电文,都由第9兵团保卫部丁公量部长与“逆用组”反复推敲内容,斟酌字句,严守朝文文法,仔细运用敌方习惯用语,精心拟稿,缜密修正,重要的还要向兵团首长、志愿军总部首长报告。对每次敌方来电,则准确翻译,逐字推敲,看字面文理,品口吻语气,由表及里,求解其深层含义。为避免南朝鲜情报部门对发报员手法的怀疑,收发电文始终由孙宪操作。通过多次发报,孙宪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投降的诚意。

  美军首次补给前,刘毅民率“逆用组”在云霞山区域反复侦察了地形、社情,选定主峰南侧一个海拔1000米的开阔山顶为空投场。报出坐标后,敌方同意。补给时间定为10月29日、30日、31日连续3天的24时整;地面燃三堆篝火,布成三角,中央发射三长二短灯光为号。飞机从东方来,两翼亮红、绿灯为号。如三天未来,则隔三天;再不来,再隔三天;仍不来,就等下月满月再约。

  29日,“逆用组”秘密行动,兵团直属高射机枪分队与警卫分队分别担负对空、对地警戒,只要美国人玩花点子,无论天上地下,都要就地消灭。

  “逆用组”及配属分队黄昏到达云霞山脚长者洞,秘密宿营,21时秘密入山。山间无路,森林浓密,行动无声,23时摸到山顶。防空、警戒、信号准备完毕。23时58分,远方敌机声音传来,“逆用组”燃起篝火,发出信号。

  24时整,美军飞机从东方飞临空投现场上空,两翼红、绿灯如约闪亮。好戏开始,但见敌机俯冲低飞,机舱内亮灯,飞行员面孔清晰可见。第二次俯冲下来时,夜空里忽忽悠悠飘下4只空降筒,敌机随即熄灯迅疾西去。这次诱敌行动顺利完成,未生意外。“逆用组”收到了美机送来的大电台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不过,发电机在空投中摔坏了。“逆用组”再次发报,要求敌方空投发电机。此时,发现敌方有不耐烦的迹象。先是迟缓多日才回电同意,继而到了日期,又突然告诉提前一个小时空投,可到时飞机又不来。“逆用组”电询何故,回电语气冷漠,只答说:“按规定进行。”最后直等到第二个三天才收到补给的发电机。

  “逆用组”经过反复研究,很快掌握了敌人搞“考验”的规律。首先,敌人并非因发觉志愿军“逆用”的蛛丝马迹而搞“考验”,实在是因他们自己的特工皆为雇佣分子,放到管束不住的“敌后”去,唯一的控制办法就只有“不断考验”。再者,有时敌掌握的情报与“高级情报组”提供的新情报有所不同,无法辨别真假,也只有通过“考验”来判断这个组的政治态度是否有变。“考验”的手法无非一紧一松,紧是突然提前补给时间或突然变更补给地点,以紧凑的时间考查情报组是否真在当地潜伏。总是主动通知补给却又不给,或对情报组的补给要求不理睬,以不满足要求考验有没有不满情绪。

  “逆用组”的反“考验”对策则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来得及就听你的,来不及就依我的;坚决保守机密,不露一丝破绽。积极与敌人周旋,大智大勇地处理了一个个紧急情况,一次又一次通过了敌人的“考验”,保住了逆用敌台斗争的主动权。

  战地“逆用”敌台的根本任务是用情报手段有效地干扰敌军,从而利于己方作战。转瞬到了1952年12月,美军在上甘岭战役失败,正面战线颇为被动。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上任后企图早日结束朝鲜战争,把希望放在“两栖登陆”上。他要“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制订两栖登陆的《8-52计划》,加强侦察,不断从欧洲调兵遣将到南朝鲜加强力量;在国内,扩大了征兵范围,不断补充兵员;在沿海则举行数次大规模演习。登陆作战迹象更加明显。

  在朝鲜东、西海岸,可能登陆的地方有720多公里,能否坚守住,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志愿军总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以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1953年的首要任务。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加强两翼海防,坚决粉碎敌人的登陆冒险。1952年12月23日,志愿军总部下达了“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的命令,全体志愿军展开思想动员、部署调整、日夜构筑工事、大力进行物资储备以及进行反登陆战备训练。

  其间,遵照志愿军司令部部署,第9兵团调往中线,第3兵团接防东海岸。志愿军总部决定“逆用”敌台工作原地移交第3兵团保卫部。第3兵团保卫部于克法部长继续领导此项工作。不久,干部轮换,何晓光部长及地方肃特科刘镜科长继续领导这一斗争。第9兵团“逆用组”3人留在第3兵团继续进行这场特殊的战斗。

  抗美援朝战争双方登陆与反登陆准备的斗争日趋白热化。1953年1月初,敌本部来电命令“高级情报组”,“到海浪里侦察中共15军的情况”。

  志愿军总部及兵团有关领导很快得知这一电报。其时,志愿军第15军正从上甘岭移防东海岸,军部在海浪里,部队正在转移中,一旦遭到敌人大规模空袭轰炸,会造成大量伤亡。志愿军总部命令“逆用组”电复敌方:“已派裴前往海浪里。”4天之后再报告:“裴返回,侦知中共军大批部队数日前过境北去,现海浪里驻有中共军一个排……”这份假情报,引得敌人将信将疑,致其作战行动举棋不定,为第15军及指挥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反情报战拉开大幕,敌本部又沉默了下来。而且自1953年1月下旬以来,对“高级情报组”要求补给粮食也予以婉拒。“逆用组”分析原因有二:一是信任不足;二是时机不到。因此,“逆用组”反其道而行之:你不信任,我偏要“表忠诚”;你不给任务,我自己找任务,让敌人听我调动。“逆用组”深入研究了战局总形势、登陆与反登陆双方的关系、反登陆准备的具体进程,以及逆用敌台斗争的目前状况,酝酿了一个突破沉寂局面的决战方案。

  “逆用组”电台一直位于志愿军东海岸指挥部驻地。志愿军实施反登陆作战方案,很有可能招致敌人反动作,这会威胁到指挥机关的安全。所以,作为预备步骤,“逆用组”安排了一个确保东海岸指挥机关安全的前奏。他们借口不满于本部不补给粮食,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姿态,于2月15日向敌发出电文:“自入敌区,无所建树,本部不给任务,我们心中不安。现粮食告急,派裴率细胞赵远出,侦察共军军情。相机寻找食物较丰富地区潜伏。权、孙负责隐藏电台,然后去咸南海岸侦察,寻找新潜伏点。一个半月内会合,恢复联络。”此后即关闭电台,回避掉敌本部可能下达的不同意的指令。

  这一招,首先把敌人的测向电波、监控耳目、可能的反动作,统统引离了志愿军在东海岸的指挥驻地,排除了指挥机关的安全风险。同时,把“侦察共军军情”的主动权颇为合乎逻辑地拿了过来。下一步,潜伏何处也就由“逆用组”自定了。

  1953年2月后,中朝军队反登陆准备的核心坑道防御体系工程进展加速。正面战线,志愿军全线频频展开战术攻击,消耗、牵制了“联合国军”的兵力,迷惑了敌人对中方战役企图的判断。敌最高统帅部已显迷茫、迟疑、力不从心。

  其间,志愿军各部队加强了东、西海岸方面的防线建设。与正面相连、以坑道和钢筋混凝土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弧形防御体系告成,极大地巩固了海防阵地,增强了抗登陆作战能力。

  后方,铁路、公路、桥梁的修复与新建,粮食、弹药的大量储备,都按志愿军总部的部署达到很高的保障水平。反登陆作战部队的海岸一线部队和二线反击部队、反空降坦克及摩托化步兵部队、空军战机、海军快艇以及全志愿军总预备队均部署完毕。

  至此,志愿军东、西海岸反登陆防线壁垒森严,强势已成,反登陆作战确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朝鲜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有了准备,敌人就不敢来。即使来了,我们也不怕。”据此,志愿军的反情报战根据上级命令,定位在:“令敌知我之备,撼敌登陆决心!”坚信“有备无患”这一兵法规则的正确性。

  元山至阳德间,江原道与黄海道交界处有一座海拔1324米的头流山。3月28日,电波从这座远离东海的大山主峰,飞向美军远东情报局本部:裴、赵历尽艰险,在元山、阳德搞到中共高级军官会议笔记簿,加上沿途亲见,综合报告如下:

  一、北韩现有中共军19个军,10个以上炮兵师;北韩军5个军团。

  二、中共总兵力83.6万人,北韩总兵力29.4万人,全部兵力113万人。

  三、共军今年春季以反登陆为全军工作重点,军民总动员大修坑道防御工事、铁路、公路、山洞仓库。中共毛泽东指示邓华:“坚决不准敌人登陆,敌人登上来要坚决消灭它,绝对不准敌人在我侧后建立一条战线。”

  四、共军部署东、西海岸的兵力达30万以上。机动部队有中共两个军,有坦克师、摩托化步兵师。元山、高原一线海岸防守部队有中共十二军和北韩二军团。

  五、共军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修筑的坑道防御体系已与正面战线坑道体系相连,全长1100多公里,正面纵深30多公里,设有二至三道防御地带,明壕、交通壕层层叠叠。

  六、共军储存的粮食够吃八个半月。

  我们搞到了共军的大米,全组转移头流山隐蔽待机,盼我联合国军早日登陆打过来。

  电文目的是向敌人显示中朝军队反登陆战备的强大力量。情报内容,新旧、虚实、真伪并举,以新、实、真为主线,关键是给敌人一个中朝军队海防强势的总概念,实际兵员总数定到对敌有威慑力的数值上。

  4月4日,敌本部来电:“祝贺裴、赵侦察成功。报告的军情很重要。近期要恢复和平谈判,战事有可能很快停止……”叫嚣要“战场上见”的美国人,终于想踏踏实实谈判了。

  1953年春末,敌人闹得很火爆的“两栖登陆”没有发生,到了夏天也没有发生。看来,志愿军逆用“高级情报组”这一刀子捅到敌人心窝子上了。在中朝军队反登陆准备面前,艾森豪威尔不敢妄动、不敢出师。

  6月,志愿军发起强大的夏季反击战役,大获全胜,“联合国军”无可奈何地回到谈判桌上。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朝鲜半岛上的战火终于熄灭。

  1994年,在解秘的美国档案中,人们看到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给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有如下段落:

  我们中央情报局估计,到1953年3月,中共在朝鲜的军队总数为83.6万人,北韩军队总数为29.4万人,而目前布置在北韩的中共和北韩军队大约有19个中共军和5个北韩军团,其中大约有30万人被布置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可以立即投入海岸地区作战,共产党已极大地加强了他们的海岸与前线防御,建立了一个组织严密,设备完善,纵深可达20英里的防御体系,在此背后,可以肯定还有一个相对薄弱的第二防御地。目前共军正面防线已和沿海防御体系连接在一起了。鉴于这种情况,情报局认为,中共军队将展开最大限度的地面防御来抗拒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实施坚决的反击。

  不难看出,这些数字基本与志愿军“逆用组”发出的情报相同!志愿军反情报战大获全胜。

  利用伪装反情报战。伪装、欺骗的要旨就是充分利用美军先进技术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军电子侦察能力极强,志愿军就用大量假电台和无线电收发设备营造大规模部队的假象,故意让美军侦察到数量、种类繁多的部队番号、作战信息,以误导美军的作战部署。我军早在1941年对日作战期间就已开始熟练使用这套欺敌战法,当年聂荣臻元帅在中国北方的五台山地区领导对日作战时,就充分利用无线电欺骗拥有侦听设备的日军。因此,美军威洛比将军之所以对中国的大部队仍滞留东北的判断深信不疑,中国的电子欺骗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赴朝鲜初期,志愿军放弃了部分重型装备,避开主要道路,选择在夜间从偏僻的小路行军,这使得美军本来就数量不足的航空侦察变得更加没有成效。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说:“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打垮了美军王牌骑l师、陆战1师,南朝鲜军第3师、第6师,歼敌1.5万余人。正在志愿军势如破竹,乘胜追击时,彭总在作战室中突然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当时,作战室的人都愣住了?我也很纳闷?彭总看出了大家的心思,解释说:‘麦克阿瑟错误的估计了我军的出国兵力,认为我们过江的部队人数不多,只不过是一支象征性的部队。麦克阿瑟狂妄的很,他求胜心切,还会卷土重来。所以我考虑采取诱敌深入,适时地放弃阵地,诱敌进入预定战场,再合围歼灭。’后来,彭总又命令部队大踏步的后撤20公里,并在沿途丢掉小锹、背包等物品,造成仓惶逃跑的假象,果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上了钩,大批的‘联合国军’进入了彭总布设的口袋阵,第二次战役一下子消灭了‘联合国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000余人,解放了平壤。”

  利用电子欺骗反情报战。利用电台的电子欺骗的要旨就是充分利用美军先进技术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军电子侦察能力极强,志愿军就用大量假电台和无线电收发设备营造大规模部队的假象,故意让美军侦察到数量、种类繁多的部队番号、作战信息,以误导美军的作战部署。

  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同时,原本在东北的电台依然在大量工作。而在此后,志愿军还会经常更换各军的电台代码,使得美军对于志愿军的规模和位置发生误判。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多次改换编号以迷惑敌人:第38军被称为第54作战群,第39军被称为第55作战群,第40军被称为第56作战群,而下属的师被改称为“营”,这使得美军认为志愿军只是从解放军中抽调部分部队组成,对于志愿军规模的判断也大大失真、失准、失常。第一次战役时,美军对于参加战役的志愿军规模估计为3个师级单位(群),大约3万人。在第二次战役开始前,美军对于志愿军规模的判断是12个师,5万人至7万人,加上朝鲜军队约8万人。而实际上,仅美军第8军正面的志愿军就有6个军以上,共计24万人。此外,在东线的志愿军第9兵团也有大约15万人,实际兵力是美军估算的3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军在第二次战役前,情报不准,判断谬误百出,惨败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次战役美军惨败后,其情报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其随后的情报简报中,曾经认为志愿军的规模多达100万人。

  实际上,在美军认为出现在朝鲜的中国部队中,有12个军的部队从来没有参加过朝鲜战争,也没有到过朝鲜。志愿军仅仅通过电子欺骗就达到了使得美军对志愿军的规模不断出现误判的目的。

  不言而喻,美军高层大大低估了中共情报人员的素质,而美军错误的情报对于美军高层在朝鲜战场的误判,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美军情报的几大失误,导致朝鲜战争美军决策的一系列重大失策。

  战争决策的依据主要靠情报,情报的失误会直接导致战争决策的失误,美军与志愿军情报战的几次重大失误,所付出的的代价就是战场上的失败。

  在判断中国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出现战略失误。美军的所有情报手段都没有正确地判断出中国出兵朝鲜。与各种人力情报资源相比,“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重视甚至是迷信技术侦察手段,特别是航空侦察情报,他相信通过航空侦察手段可清楚地掌握中国大规模干涉的企图,但航空侦察的情报并不准确,麦克阿瑟向美国总统作出的“中国绝不会出兵”的判断也是绝对错误的。历史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华盛顿乘飞机飞行三十多个小时,抵达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美军远东最高司令麦克阿瑟面谈。

  在面对大海的客厅里,杜鲁门总统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麦克阿瑟回答说:可能性极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人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人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

  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美国当年的感恩节是1 1月23日,距离当天也就剩30多天。根据各种情报,美国国防部在五角大楼的主要官员也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这一战略性的情报失误给美军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兵力判断上的失误。根据美国解密档案透露,美军远东司令部在志愿军入朝前的日常情报简报中认为,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实力正逐渐得到加强,其中部分部队部署在鸭绿江附近。1950年9月21日,美军情报记载已确认部署了9个军35个师,另有8个军24个师可能部署于东北地区;至10月5日,情报简报声称确认了9个军38个师,另有8个军24个师可能部署;至10月24日,已确认11个军共44个师,另有6个军18个师可能部署。

  到1950年10月初,华盛顿的情报官员们置先前警告中共即将大规模干涉朝鲜的正确情报于不顾,开始重新解读获取的侦听情报,各情报机构的判断也出现了分歧。中情局的分析人员将侦听情报中所涉及任何一级部队的番号,哪怕只是一个团,都倾向性地认为是整个军;而军事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员则将大量频繁出现的部队番号看作是部队重新部署而造成的表象。

  应总统杜鲁门的要求,中情局在10月12日提交的一份评估中声称:“尽管中共大规模干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除非苏联决意要发动全球性战争,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在1950年进行大规模干涉。目前阶段,中国的干涉行动恐怕只限于对北朝鲜不断提供秘密支援。”

  其实早在10月20日夜,志愿军的3个军已开始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每个军辖三个师约3.5万人,总计约10余万人。入朝前这3个军的部署和番号也经过了调整,第38军摇身一变为第54作战群,第39军成了第55作战群,第40军则变成了第56作战群,各军所属的三个师也都改称为第1、第2和第3营。在后续作战行动中,一些被俘中国士兵的口供亦因入朝部队番号的变动而令美军情报官迷惑不解。尽管对混乱的供述存在着疑问,但在以后的三周内,威洛比将军和第8集团军情报负责人塔肯顿仍坚持认为中共入朝部队只是若干作战群,致使美军严重低估了中国入朝部队的实力。

  至11月7日,战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志愿军突然中断了进展顺利的攻势行动,令人无法捉摸地开始后撤至边境地区的群山中。第2天,国防调查局对中共入朝兵力进行了评估,认为在朝鲜西部作战的第54、55和56作战群为师级规模,每个作战群约9千人;在朝鲜东北部作战的是第124师,约6700人,中共入朝作战的总兵力约3.37万人。

  志愿军入朝10万人与美军情报估计的3.37万人,相差3倍多,这种情报失误,造成美军作战用兵和指导上的巨大错误。

  此外,战争初期,在判断入朝中共军队的统帅人选时,美军根据一份来自上海的通信情报曾认为是林彪,但实际上林彪称病婉拒了领兵入朝作战的机会,最终彭德怀将军担负了该职。

  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判断上出现重大失误。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取得歼灭“联合国军”1.5万人的胜利后,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采用了示弱的欺敌战略,放弃了第一次战役的战役成果而撤退,美军对志愿军的误判被进一步地加深了。

  情报准将威洛比仍坚持错误的判断,认为与“联合国军”遭遇的只是象征性的志愿军小规模前锋部队,其任务就是阻击联合国军的推进,而后续部队可能仍在渡江入朝。到11月25日,第8集团军重新发动攻势后,威洛比将军估计此时志愿军入朝兵力约12个师,5万人至7万人,加上朝鲜军队约8万人。

  而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开始前的真实情况是,美军第8集团军当面有志愿军6个军计8个师,总兵力达24万人;而在东线,美军并未察觉志愿军已增调了第9兵团的3个军计12个师,共15万人,实际兵力是美军估算的近5倍。

  当夜,志愿军对美军第8集团军展开全力进攻;两天后,志愿军又在长津地区开始全面反攻。投入兵力之多,令美军前线部队、东京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都大惊失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美军在第二次战役前,情报不准,判断谬误百出,惨败是理所当然的。

  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是否具有隐蔽性,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其间,毛泽东曾经关注地问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那个司令官在干什么呢?

  聂荣臻知道毛泽东在问什么,他说:“麦克阿瑟还在东京一号大楼上班,每天按时在大使馆的家门前和一号大楼前接受民众参观……”

  1945年9月美军在日本登陆后,麦克阿瑟和他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先驻进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在那里住了一段后,又选中了一家保险公司的大楼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驻地,外界称那里为“一号大楼”。此后,麦克阿瑟将家眷安置在大使馆,每天去“一号大楼”上班。因为麦克阿瑟声名鹊起,每天他上下班时,都有很多日本民众等候在他住的大使馆和“一号大楼”前,以期目睹这个五星上将头戴大檐帽、眼戴墨镜、手着白手套的风采。

  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回答,笑了。他引用了《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兵者,诡道也。”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夜间行军进行了严格的灯火管制措施,完全达到了神奇的效果。他们在几夜之内、在美军侦察飞机的眼皮下不动声色地部署了几十万大军。为了能够长时间隐蔽行军,他们舍弃了重装备和部分给养,在攻击发起前又总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位置和意图,使美军情报部队连连上当,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广大地区,解放了“三八线”以南之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并迫使“联合国军”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美国军事当局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军“最忧郁的日子”,遭到了“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美联社、合众社痛声疾呼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最黑暗的年月”。美国会参众两院用尽污言秽语辱骂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这位五星上将、“二战英雄”是“最坏的笨蛋”、“蠢猪式的司令官”。第二次战役也被世界军事家普遍公认为是经典战役,载入了世界军事史册。

  对朝鲜战争前景预测上出现巨大失误。美军在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惨败后,其情报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其随后的情报简报中,认为志愿军的规模多达100万人(含支援人员)。认为中国部署在东北的其余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朝鲜。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的第二次攻势明朗后,威洛比将军对敌军兵力的估计较其11月25日的判断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认为在朝鲜的中朝军队共有约43万人;另有8个军24个师,总计20.4万人的兵力作为预备队部署在中朝边境;此外还有至少2个军部署在远离边境的中国东北境内。另有55万人可提供保障支援,预计还有20万人不久也会加入增援队伍。以上数据意味着共有约100万中共部队与“联合国军”对垒,这还不包括16万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东北37万民兵预备役人员。鉴于急剧恶化的战场态势和中国几近源源不断的兵力投入,“联合国军”开始制定撤离朝鲜的计划。

  麦克阿瑟向参联会报告称,“联合国军”已身心俱疲,除非立即向远东大规模增援,否则“联合国军”将不得不持续撤退,最终可能会重回釜山构筑滩头防御圈——如果不立即对中国本土实施大规模空袭,“联合国军”必将被赶出朝鲜,甚至主张动用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和原子弹解决朝鲜问题。

  实际上,在美军认为出现在朝鲜的中国部队中,有12个军的部队从来没有参加过朝鲜战争,也没有到过朝鲜。志愿军仅仅通过电子欺骗就达到了使得美军对志愿军的规模不断出现误判的目的。

  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麦克阿瑟扩大朝鲜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要求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生严重分歧,美国总统再也无法容忍麦克阿瑟的自以为是,最后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于1951年4月11日15时,通过新闻媒体宣布解除了麦克阿瑟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此命令立即生效。

  随着交战双方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朝鲜战争的情报战也告一段落,在这场看不见的情报战线,中国明显地占有优势。

  毛泽东主席评价情报部门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我方对敌人的部署、实力、行动、位置等均甚明了,情报密切配合,志愿军如虎添翼”。技术侦察获得的情报成果由此也可见一斑。

  朝鲜战争已经落幕60多年,但中美情报战却依然令后人回味和借鉴。








  评论这张
 
阅读(1115)|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