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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饿死三千万”专题综述(一)? 前言  

2017-03-17 00:26:52|  分类: 文摘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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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ThirdGerb 

一、正视历史的态度

   

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里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内普遍粮食短缺、副食品匮乏,人民生活艰难,导致了包括饿死在内的各种非正常死亡。部分地区死人现象非常严重。造成苦难的原因除了罕见的天灾和地缘政治因素外,“人祸”也是极为严重的因素。   

正因为这三年的过程如此惨痛,所以无论是肩负责任的官员学者,还是心忧天下的普通百姓,都有必要从真实的史料中全面地了解历史。只有看清前因后果,汲取经验和教训,才能让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避免历史悲剧在人民身上重演。

   

二、“饿死三千万”的前世今生

   

然而,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因为某些势力的逐渐兴起,使得国内外反毛、反党、反革命史学逐渐发展起来。他们急于做出符合政治需要的史学结论,不仅研究方法简单粗暴,且掺杂了大量谣言污蔑,并使之广为传播,试图在人民群众心中制造出否定一切的刻板印象。   

而三年困难时期,首当其冲地成为了国内外历史发明家们热衷创作的对象。在官方暧昧态度的庇护下,在右翼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下,“饿死三千万”的谣言诞生并传播了十余年,重复了无数遍,终于一步一步洗入了人民群众的脑中。溯本求源,这个过程大致如下所述:

   

1、对“极左政策”的否定

   

改革开放初期,分田到户的政策推行得很艰难,90%的省委书记持明确反对态度。而这些高级官员(包括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普遍曾在大跃进时期犯过浮夸风的错误。当时中央领导人认识到问题严峻,主动回忆了历史上“左倾错误”(“人民公社搞早了”)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以及随后安徽等省搞三自一包对农业增产的作用。   

1981年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刘真选择性地提出19541978年死亡率的数字,他公布的数字表示,这段期间多死了一千六百五十万人。这些数字发表在公开的学术集会里,引起西方很大的注意。同时,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公开提醒大家注意这些数字说,大跃进犯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2、问题重重的83版《中国统计年鉴》


1982年的人口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出版《中国统计年鉴》,正式把三次人口普查(53年、64年、82年)数字收录,并依据公安部户口登记资料“计算”出历年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不加说明地发表在《年鉴》之中。国内外媒体惊讶地看到59~61年三年期间,中国“人口总数”呈现负增长,尤其令人震惊的是1960年“总人口”比59年减少了整整一千万(没有零头)。   

其实最不可思议的恰是统计局的果断。中国53年才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58年才规范户籍制度,64年为人口普查还进行大规模的人口整顿,直到89年每年瞒报的新生儿都多大三、四百万……而统计局也曾经历了多次精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撤销。在这样的前提下,统计局居然在1982年推出了精确的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并一直上溯到全国尚未解放的1949年。 

无怪乎按《年鉴》数字算出的60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到90年人口普查时多出约53万,到2000年更是多出约79万。再发现91版《年鉴》比起83版来,82年、83年的总人口数分别增加153万、513万人,也见怪不怪了。

   

3、按图索骥的人口学研究


中国官方于82年、83年披露的各项人口数字,吸引国内外的“人口学者”把“湿乎乎的鼻子”凑了过来。在随后的研究热潮中,中外学者发明了各种僵化的“线性”数学模型,以本就不可靠的户口登记数字为原材料,以正常年景的自然增长率为基线,对饥荒中的出生率、死亡率按自己猜想修正,试图以此估算出三年的“线性死亡人口”和“真实死亡人口”,用两个估算的值相减得出所谓的“超线性死亡人口”。   

其结果又有多个版本,尤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球研究理事会”直接资助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的的版本流传最广。按他的说法,三年困难时期中国“超过线性趋势死亡数”达2700万。   

国内影响较大的版本,则出自本是电子机械行业出身,于1980年出国到孟买“国际人口学研究院”深造,回国后摇身变为人口学家的蒋正华教授。按他的算法“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万。   

负责83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综合了蒋正华1700万和科尔2700两个版本之后,得出了2200万的观点。这一观点经过当时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石仲泉亲自审稿,层层上报,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后公开发表。

   

4、耸人听闻的“饿死三千万”


统计局的《年鉴》,学者的研究数据,在未得到正确理解的情况下被西方和国内部分媒体广泛传播。   

于是通过户口登记资料得到的统计数据减少,变成了“人口减少数”。估算出的“超过线性趋势死亡数”变成了“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再变成“饿死”,终于推出了“饿死三千万”。   

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黑户、逃荒、漏报全都变成了“饿死”,就连饥荒中没有出生的孩子也在文人笔下加入了饿死大军。“饿死”的数字也从1700万,2200万,2700万,一直冲到4000万、5000万、7000万、8000万……最近几年,就是上亿的版本也能在网上见到。随着某些媒体十几年来持之以恒的宣传,谣言反而成了舆论的共识。

   

5、异想天开的饥荒史学

伴随着“饿死三千万”谣言的传播,国内出现了一批“学者”热衷于生产制造虚假的饥荒史学。从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主张不存在天灾,一直到张戎《鲜为人知的故事》主张政府故意饿死三千万人民。   

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杨继绳的《墓碑》,罔顾光60年出生人口到2000年还有1400多万的事实,主张三年困难时期少出生了“四千万人”,都应该算作饿死,从而把“饿死人”数字夸大到七千万。按杨的说法,三年困难时期“应出生人口”已经超越了建国十年新生儿的总和。如此还不够,杨继绳还把1959年初(饥荒还未开始)70高龄病逝的父亲也硬生生塞入了“饿死”的行列,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也令人感慨万分。   

在官方的纵容下,炎黄春秋、凤凰系、南方系等右翼媒体把“饿死三千万”在民间反复渲染宣传,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而一大部分经历过食品短缺饥饿经历的老人,在媒体宣传的浸淫下,也轻易接受了饿死数千万的说法,再把刻板印象潜移默化地传给了后代年轻人。

   

6、态度暧昧的党内“精英”


改开初期,舆论对“饿死三千万”的责任论述总是与人民公社(合作制)、大跃进(群众运动)和毛泽东(浮夸与专制)挂钩。其出台过程与分田到户同步进行,对削弱地方官员在农村合作制方面的保守情绪起到了积极作用。   

“饿死三千万”的原材料出来自官方,而官方对各种谣言长期保持暧昧态度,既不否定也不承认,却纵容其传播发展。部分官员也以私人身份认可之。较具代表性的,有副省级官员袁隆平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脱口而出“1959年大干旱……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人民日报邀请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做客强国论坛,在回答网友问题时,石仲泉称《年鉴》和李成瑞的论文得到了党史系统以及各级领导的认可。随后在2011年正式出版的党史第二卷,提到三年困难时期时,公开称——“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第一次正式表明了官方的态度;而神奇的统计数字,也和农业合作化在内的各种“极左错误”一起,确实写入了新中国的正史之中。

   

三、不应让真相被谎言屏蔽

   

三年困难时期在新中国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对其前因和后果理解是否全面,对经验教训认识是否深刻,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对政治经济道路的选择,关系到人民是否会重蹈覆辙。   

我们赞同把问题讲透。正因为要把问题讲透,所以坚决反对少数人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不负责任地造谣、传谣。  

被谣言伤害最大的是真相。“饿死三千万”就是这样一种谣言,它对事件的描述耸人听闻(饿死三千万、六千万、七千万),对事情缘由的分析简单粗暴(毛泽东浮夸、独Cai,共产党专制、压迫),再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提出一个脱离具体问题、脱离具体实践的“解决方案”(否定毛、推翻党)。   

这些谣言最大的恶果,在于屏蔽了人民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对解决方案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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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三年困难时期存在严重的天灾,反映了新中国薄弱的防灾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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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随着农村水利工程建设、集体经济巩固,抗灾能力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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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水利工程荒废、集体经济瓦解,则又退回了应对灾荒不利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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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大跃进中,基层干部存在贪污腐败、任人唯亲、强迫命令、盲目服从、浮夸风等各种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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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发动了一系列群众运动,通过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来监督干部,通过五七干校、义务劳动等制度拉近干群距离,靠大庆和大寨为工厂农村树立样板,用鞍钢宪法确立群众路线规范,又有焦裕禄等一大批干部以身作则,才终于建立起了一支基本勤劳清廉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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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放松了群众监督、拉开了官民距离、偏离了群众路线,则官员以权谋私、压迫百姓的现象又沉渣泛起。

   

诸如此类,三年困难时期的经历,让我们认识到了新中国建设所必须面对的各种问题。包括工业、农业、水利、经济、吏治、外交、地缘政治、国际贸易等各个方面。从历史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这些问题的前因,能看到它们在三年天灾人祸中的表现,还能看到接下来十余年里为解决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些知识是我们国家、人民极为重要的知识财富,岂能被“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宣传湮没掉?     

尤其值得强调,反毛者一直主张毛泽东主席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根由,不仅是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的始作俑者,而且在错误暴露后又靠专制权力镇圧党内异己。   

——然而,从他们用谣言屏蔽的大量信息(从具体而翔实的会议记录、党内通信等原始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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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本人在大跃进“五风”出现后,连续召开会议,写党内通讯,不遗余力地纠左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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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困难时期内,靠以身作则的简朴作风领导国家度过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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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七千人大会,带头承认工作错误,鼓励基层干部勇于批评上级,重建了一度被破坏的党内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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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针对导致三年困难的一系列问题,发展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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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条道路,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坚持斗争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谎言被重复一千遍,就成了人们口中的真理,而辟谣者却沦为世人眼里的罪人。

   

四、共同努力揭穿谣言

   

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结合自身经历与分析思考,识破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近十年互联网的普及,也给学者和群众提供了一个廉价而高效的平台。从口述历史到理性辨析,质疑“饿死三千万”的文章不断涌现,有理有据,打破了官员、“学者”和媒体精英对历史真相的垄断。时至今日,网上积累的辨析和批判文章,已足以击破“饿死三千万”的谣言,厘清三年困难时期的前后真相。只是这些资料如此之多,反而缺乏汇总和整理。   

对此情况,我们不敢因人微言轻而推辞,出于义愤承担起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于是有了这篇文档。  

接下来的内容将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83版《年鉴》的种种问题和缺陷;

第二部分介绍国内外学者“研究”中的谬误,以及媒体推波助澜肆意夸大的过程;

第三部分结合网民的感受与理性分析,否定“饿死三千万”和随之衍生的各种谎言;

第四部分简单介绍三年困难时期的前因后果,以及相关的经验教训。

   

因为能力有限,这些内容难以一次完成,可能要在一段时间内逐步放出,敬请谅解!也希望热心的网友见到文档中的缺点问题之后,能积极地反馈给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做好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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