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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并没人“算出”数千万死亡——杨继绳们是教授还是瞎子?  

2017-03-16 23:54:26|  分类: 文摘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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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墓碑》23章关于死亡人数计算情况,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杨继绳并未计算出“饿死3600万”的数字;第二,杨所推荐的王维志同志数字是编造的;第三,杨继绳自己计算出的2098万,是靠违背数理逻辑和统计规范得出的。接着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外研究者都认为这期间死亡人口在3000万左右,难道他们的研究都有错误吗?


前三篇基本把杨继绳先生的《墓碑》23章关于死亡人数计算情况分析了一下,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杨继绳并未计算出“饿死3600万”的数字;第二,杨所推荐的王维志同志数字是编造的,计算是胡闹的;第三,杨继绳自己计算出的2098万,是靠违背数理逻辑和统计规范得出的。接着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外研究者都认为这期间死亡人口在3000万左右,难道他们的研究都有错误吗?

贫道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些年来研究出困难时期饿死数千万人的研究,要么算法不符合统计学和人口学规范,要么结论描述了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社会现象,要么绕圈子设置骗局——无论中外,无论专业非专业,没有一个人的研究没有颠覆性缺陷的!为了节省篇幅,贫道下面把所有用论文或者专著形式的研究用指出其颠覆性错误的方法进行一次评论。

一、

首先要介绍的是三个外国人口学者:安斯利·科尔(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主席);班尼斯特(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卡洛(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这三个人是如假包换的人口学家,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看到中国公布的困难时期的人口数字后分别进行了研究。得出大致两千多万的超量死亡数字。李成瑞局长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对这三个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国家计生委组织了对100万人口中的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的婚育情况回顾性调查,记录了她们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情和生育情况的回顾,也就是哪年生过孩子。1983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了抽样调查结果。几个外国专家注意到:抽样调查的出生率要高于公安部门的登记出生率,而且差距很大。1954-1964年的登记出生率平均31.7‰,三个人口学家用抽样材料计算都37-38‰,高出18%左右。外国专家认为这次调查比较符合实际,而且注意到1953、1964和1982年三次人口普查的数字也很符合人口学特征,也很可靠。

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存在“大量的出生漏报”,也就是出生的孩子没有登记户口,造成出生漏报。于是他们建立了一套“符合实际”的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他们根据“死亡人口=出生人口-自然增长人口”重新推算了死亡人口。这个等式中,若自然增长人口不变,出生人口大幅增加死亡人口必须大幅增加等式才能成立。这样计算也等于说:由于漏报出生的人没有出现在此后的两次人口普查中,他们已经死了,因此被统计在增加的死亡人口中。再往后的计算贫道就不介绍了。贫道只指出外国学者这个研究中很多错误中最致命的错误:

他们研究的基础是中国在1953-1964年发生了每年有15%左右的出生漏报,总计约6000万儿童。贫道只能指出:这件事儿发生在美国和法国都有可能,但一定不会发生在上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有点年龄的中国人都知道:1953年开始政府对农产品和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新出生人口只有登记了出生才会有户口。对市民来说,有户口的孩子才会有粮食和各种生活物资供应指标。对农民来讲,孩子只有做了出生登记,家里才能增加一份农产品分配额度,增加一份布票、煤油、火柴等票证。所有的孩子有了户口才能上学、当兵、招工甚至包括登记结婚。孩子不进行出生登记,无论市民还是农民都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

这个时期实行余粮统一收购。余粮=全部产粮-公粮-(留粮标准×总人口)。对生产队和农户来讲,增加一个户籍人口就增加一份留粮,少交一份余粮。最主要的是,如果出生婴儿没有报户口,生产队干部就无法给这个人分收获物和发放票证,会造成严重纠纷。因此,那个时期无论市民还是农民,无论基层干部还是户籍管理部门,规避或遗忘给出生婴儿登记户口的事件基本不可能发生(除了父母也没有户口,不具备登记条件)。

因此,外国专家后来怎么算都没有意义,因为他们的运算是在描述一个虚幻的中国。

不过这些洋人毕竟是学者。卡洛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对李成瑞老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

二、

上海的金辉先生很早就进行这方面研究。1993年金辉先生在上海《社会》杂志发表《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概括了金辉先生的计算方法:

“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在所有研究者中,除了上述三个外国人口学者好王维志同志,其余都“非专业”。其中大多数喜欢自己提出些“公式”来。金辉先生就提出了一个比较古怪的公式。

金先生的结论得不出杨先生的2791万。因为按这个算式,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1650-698+(-1213)=-261万,而不是杨先生说的270万。于是三年非正常死亡是2260万。

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金先生的“出生人口”是用“年中人口×出生率”得出的。“总人口减少值”是用“年末人口-上年年末人口=户籍增长人口”得来的。“正常死亡人口”是根据选定年份的“年中人口×死亡率”得出的。贫道在“之二”介绍王维志同志的研究时指出,这一时期:

死亡人口-出生人口≠上年年末人口-年末人口≠总人口减少值

所以:

非正常死亡人口≠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

金先生用的是不等式。当然,他不是学数学的。

三、

接着说说华人中最早研究这个问题的丁舒先生。丁抒旅居美国,著有专著《人祸:“大跃进”与大饥荒》(1991年九十年代杂志社)。杨继绳先生在《墓碑》里介绍了丁舒先生的算法。丁先生实际运用的算式是: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底人口数

杨先生介绍说:“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

丁先生也喜欢发明些人口学算式。他的算式是不是周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丁先生亲自裁定国家统计局只有1957年10.80‰的死亡率“可靠”并将其确定为“正常死亡率”,又裁定1962年37.01‰的出生率可靠,于是他的算式实际是:

非正常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平均人口×[1+(0.03701-0.0108)]

=年末人口-年平均人口×1.02621

这样,丁先生自己就确定了一个所谓的26.21‰的“正常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这个自然增长率的年份,都属于“非正常增长人口”或者“低于正常年份的年末人口”。

用这个算式算,确实能算出困难时期有数千万“非正常减少人口”,但在其他非常多年份也能算出非正常死亡来。比如1955年有380万,1956年有248万。

原因很简单,丁先生挑选的死亡率是解放后12年中最低的一个死亡率,挑选的出生率是解放后13年中第三高的出生率。26.21‰的自然增长率是解放后12年中最高的数值。贫道用这个算式算了一下,除了1963-1968年高出生率那几年,解放60多年来中国竟然只有6年没有出现“非正常减少人口”!而且动辄有出现每年数百万非正常死亡“现象”。

当然丁先生也不是学数学的。但用自己的算式验算一下其他年份并不困难。

四、

上海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教授也不是学数学的。他发明的算式更是离奇到极点。2005年,在香港出版了《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一书。同年《中国人口科学》第一期刊登了他的《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他在两部著作里算出个有整有零的3245.8万来。

曹的书很能扯,贫道就不说那么多了,仅对他给出的算式分析一下。

曹在介绍他介绍他的研究方法中的第八部分说:“用某地灾前人口减去灾后人口,所得为净减少人口,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这段表述可以转化为一个算式:

非正常死亡=(期初人口-期末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正常死亡人口)+净迁移人口

曹教授在其他地方解释了净迁移人口,符合人口统计释义。但与曹教授这个算式比较,丁舒、金辉等古怪算式完全是小儿科。唯一能推算出超量死亡的算式是:死亡人口-正常年份死亡人口。我们用这个算式套一下“曹算式”:

非正常死亡人口=(期初人口-期末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正常死亡人口)+净迁移人口

=(期初人口-期末人口+净迁移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由于:期初人口-期末人口+净迁移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所以:非正常死亡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自然增长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这时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即原式中的“自然增长人口”究竟是什么含义。或怎么构成的,究竟是指“死亡人口-出生人口”还是“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但是,笔者无论试验哪一种,都没有明白最终结果是什么含义。

比如假定曹先生算式里的“自然增长人口”保持人口统计学的一般含义,即“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那么:

非正常死亡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等于正常死亡人口的负值”究竟是什么意思?笔者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判断这不是曹教授的真实意思。

那么,是不是原式中的自然增长人口也根据算式特点发生了变化,表示“死亡人口-出生人口”?这样推演的结果是:

非正常死亡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2(死亡人口-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死亡人口-出生人口)×2-正常死亡人口”又意味着什么?笔者更糊涂了。

于是笔者用再回到“非正常死亡人口=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进行推演。

如果认为曹教授的意思是:

非正常死亡人口=[(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那么:死亡人口=0

如果认为曹教授的意思是:

非正常死亡人口=2(死亡人口-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

那么:死亡人口=2×(死亡人口-出生人口)

死亡人口与“零”或者与“死亡人口减出生人口差的2倍”之间为什么会相等?怎样才能相等?

死亡人口牵涉出生和死亡两个因素,假如最后一定要等于零,难道每年死去的人,都要先与生孩子的母亲商量一下,算一下谁生谁死才能让这个等式成立,以便“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两倍”意味着每年死亡数最后一定是偶数,难道年末死亡人口是奇数了就要怪最后生孩子的母亲或者最后那个死者“不守规矩”?

曹教授虽然不是学数学的,但这么能扯也是很罕见的!

五、

严格来讲,以论文形式,运用人口统计数据和计算公式(哪怕是自己发明的)研究这个问题的,加上前面说到的杨、王二人,就这8个人了。(没提蒋正华,因为他的结论只有1600万,与这些数千万的结论差别太大)但有个人不得不提起。2011年,英国人颁发了“塞缪尔.约翰逊”非小说类文学奖,荷兰人冯克先生的《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在6位参评书中脱颖而出摘取大奖。贫道没把这本号称4500万非正常死亡的书列入“研究报告”是因为:这本近400页的书完全凭零星“调查”矫正曹树基的个别事例推算,并用“某人说他听某人说他见到过中国有个资料说”的方式加以佐证,得出了最终结论。

个别县区的结论放大到全国本来就能当做研究手段(除了科学抽样),关键是冯克最重要的证据不靠谱。

这本书299页提到:“陈一谘,这位百人工作组中的高级工作人员,查阅了1980年左右的党内部档案,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四千三百万到四千六百万。我们可以从大量不同的党组织中得到足够的证据,证明他的数字是一个相当可靠的估计。因此非正常死亡人数被确认为不少于四千五百万。”

冯克并没有告诉读者这个内容其实是引自别人的一次所谓采访。而所谓采访对象陈一咨已经去世了。当然,冯克真正的问题是他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一窍不通,他的故事讲给“塞缪尔.约翰逊”文学奖的评委还可以,中国人一听肚皮都会笑破——邓小平还正在担任“总设计师”,开国大臣们大都健在而且喜欢操心,他上面还有专管政治工作的总书记胡耀邦,这个忙得不可开交的新任总理竟然犯政治大忌,背地里调查毛泽东时代的“糗事儿”,而且这些“糗事儿”不仅涉及到那些建在的开国大臣也包括赵紫阳自己!

贫道当时就是陈一咨的兵,从没在体改所听说有这事。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人几乎都认为中外专家都研究出困难时期有数千万人饿死,既然这么多“专家”进行了研究,难道还有错么?共产党自己不是也没出来辩护么?

读完贫道的简单介绍就知道了,所有研究无一例外都是有颠覆性错误的。实际上无论左右,甚至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大家都不原因深入读一读这些研究。贫道也不是学数学的,更不要说人口学了。贫道是老三届高68的,数学也就是初等,学了简单代数,只是看书认真些,就注意到“竟然没有一个人的研究符合数理逻辑和人口学规范”,而且大部分错误都错得幼稚可笑,让贫道吃惊。

比如全国2000多个县,曹树基教授用了1050个县的资料,说“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确实,从抽样角度看,数量不算小。如果曹先生不介绍他的“抽样规则”,还真不会有人细究。但他忍不住写了条注释:“另有数百种地方志因资料缺载或非灾区而被放弃”。看到这条注释,贫道嘴都张大了。

统计学的抽样原则本来就与数量无关,只关心样本的均等性和独立性。关心“样本内每一个体被抽到的机会是否均等”和“某一个体被抽到与否不会影响其它个体被抽到之机会”。抽样的随机性是核心。样本数占总数多少并不是关键。人口抽样经常是千分之一,照样被认为基本准确。

统计抽样最忌讳的是“有想法”。如果把一批样本摊开让人去直接拿,让个瞎子去摸一定比请个教授去拿更符合统计学要求。

就拿选地方志样本来讲,曹教授只找到不足2000个,怎么处理呢?他决定“将非灾区资料放弃”,把灾区资料都留下来,以这些县计算一个专区的死亡率。然后推算出省一直到全国的死亡率。这样就有了3245.8万这个有整有零的精确“非正常死亡”数字。

这就是教授和瞎子的区别!

 

【邋遢道人,察网专栏学者,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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