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邋遢道人:杨继绳自己算的数靠谱吗?——读“有感”有感之三  

2017-03-16 23:56:58|  分类: 文摘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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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自己算的数靠谱吗?
——读“有感”有感之三


有感之二说到:杨继绳先生把王维志同志算出的数加加减减得出了3600万“饿死”人数,但王维志同志的研究不仅数据是自己瞎编的,而且计算方法违背基本数学规范,完全不靠谱。问题又回到有感之一的问题:杨继绳自己算出的2098万“饿死”人数靠谱吗?

其实也不靠谱。

要研究那一时期的人口问题,首先要知道国家统计给出的人口数是怎么来的。贫道2011年曾经在八十年代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家拜访过李老。他说,1982年前国家统计公布的人口数都是公安部提供的,统计系统自己没有腿做调查统计。1982年后国家统计局成立了城调队和农调队,每年靠千分之一抽样调查推算出来数字公布的。

1982年前国家统计公布的人口数中,有历年年末人口数(分男女城乡计4类),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市、县计6类)。虽然没有历年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人口,但用年中人口乘以这些比率可以计算出来。

先给出比率再推算绝对数。有人会有疑惑:出生率、死亡率动一点,绝对数就可能是数十上百万,会不会有假?

应该不会,因为在统计过程中是先有绝对数,再推算出比率的。

1953年中国开始进行严格户籍统计,城乡居民都在各自户籍辖区被登记户口。每个户籍辖区都对以下4种人口事件进行户籍登记:出生、死亡、迁出、迁入。每个出生、迁入事件都增加辖区户籍人口,每个死亡、迁出事件都减少辖区户籍人口,这样会让户籍总人口不断变动。到年末会有一个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和年末户籍人口总数。这些数字会上报上级并逐级汇总。由于对全国来讲,总迁入等于总迁出,所以不用反映这类数字。最后形成全国出生、死亡和年末人口数。用年初人口算出年中人口,各种比率就推算出来了。

因此,历年的死亡人口数和出生人口数都是户籍登记得到的,用出生、死亡率反推无非是回到原来状态。

也就是说,如果研究这一时期的死亡问题,只用一个数就够了:各年的死亡人口数。而这个数等于统计年鉴上已经给出了。并不牵涉其他数据!

计算方法也很简单。大多数(除3个外国人口学家)研究的所谓“非正常死亡”或“饿死”人数,都混用了概念。非正常死亡和饿死是死亡性质研究。属于法医研究范围。其实大部分学者研究的都是“超线性死亡”,即超出对比年份(也可称为“正常年份”)的死亡数量。

几个外国学者的最后算式是:死亡人口-线性死亡人口=超线性死亡人口;

杨继绳先生的算式是:年中人口×(死亡率-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可变换为:死亡人口-(年中人口×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

王维志、金辉等的算式为: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无论线性死亡、正常死亡率还是正常死亡人口,都是取困难时期前后的死亡的数据,实际上属于“正常年份死亡人口”。因此,这些算式都等于:

死亡人口-正常年份死亡人口=超出正常年份的死亡人口

由于上述算式只涉及死亡人口,而死亡人口数是国家已经公布的数字,这让这个研究几乎没有多少余地。也就是抄下国家统计年鉴给出的数字,带入上述算式,结论就出来了。

杨继绳先生开始就是这样算的。他先确定灾难年份为1958-1961年的4年,再确定正常年份为1955-1957年,和1963、1965、1966年为“正常年份”,计算出“正常年份死亡率”,然后代入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分别算出这5年非正常死亡数,汇集得出1620万人。

然后用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组织,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中国人口》丛书中的“官方数据”。用上述方式计算(把1962年也计算为饥荒年份),得出各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再汇总得到全国非正常死亡2098万。

贫道研究了杨先生的算法。觉得有几点不符合统计学规范:

首先,杨先生把1958年作为困难时期是不妥的。因为所有回忆和统计数据都告诉我们——1958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虽然因大跃进有收获不净的情况,但当年粮食产量依然创解放以来最高纪录。杨先生举出一些地方出现缺粮的例子,然后说“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这样说并不客观。中国面积很大,大部分年份南涝北旱或北涝南旱,即使全国多数地方风调雨顺的年份,也会有一些地区受灾甚至严重受灾。但这并不影响“1958年是风调雨顺大丰收年”的判断。把1958年列入困难时期的另一理由可能是这一年人口死亡率为11.98‰,比1957年的10.80‰高出10.9%,与此后三年逐渐升高的死亡率形成了连续的凸起。这个理由也只能是推测,因为找不到背景因素甚至于社会背景完全相悖的死亡率异常经常会有的。比如:

比如,1964年粮食产量恢复接近灾害前水平,社会生活明显好转,但死亡率上年增加14.5%。又如1983年包产到户基本完成,农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当年死亡率比1979年高出14%。这两个异常数都比1958年死亡率高出上年11%的幅度大。而1962年已经走出饥荒,且死亡率非常低,划入困难时期是不对的。

扣除1958年和1962年,杨先生的两个数都要减少214万。

其次,杨先生取“正常年份”的“后三年时,选择1963、1965和1966年有些莫名其妙。杨先生的理由是:“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杨先生可以再读读这段话,看看是不是有些毛病:

既然说了“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那么就是不打算取1962年和1963年,因为已经在括号里给出了“1964-1966”。理由也说出来了:“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

说好了1964-1966年是“正常年份”,又说“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于是又把1964年从“正常年份”中去掉。去掉1964年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1964年冲销的是“年末人口”而不是死亡人口。就算先生对1964年的死亡率偏高不满意,但干脆从1965年计算到1967年才行呀,怎么能把刚刚被定义为非正常年份的1963年又加上去了?!既然用了1963年,干嘛不用1963-1965年?

看来记者就是记者,不是编辑也不是校对。

杨记者疏忽了吗?那是小看先生了!

通过这段颠三倒四的文字,杨先生去掉了1964年11.50‰的死亡率,换上1966年8.85‰的死亡率,减少了2.65个千分点。除以6年,等于“正常死亡率”降低了0.44个千分点。这对于计算66000万左右的总人口来讲,每年就会增加29万“非正常死亡”人口,5年就是145万!

第三,杨先生为什么会放弃国家统计的公布数字去选用国家教委等机构组织编写的数字呢?理由很简单,他注意到这些材料死亡人口加起来比国家统计的数字大(杨说:“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问题在于,杨继绳并没有鉴定哪些数据“更接近实际”的能力和权利,相反,更容易让人相信的数据是更加权威的数据,这是所有专业研究者都注意的事情。几个外国人口学者就只选用国家统计机构的数据,只有中外非人口学专业的研究者才选取了其他来源数据。

中国只有两个部门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依据规范的人口管理和调查方法对人口进行登记、调查和统计,这就是公安系统和国家统计系统。其他部门和机构在人口统计方面既无专门机构,又无专业人员,也没有规范的人口调查和统计方法,更没有组织过全面系统的人口统计活动。教育部不用说了;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是每次普查才发动起来的临时性机构;而国家计生委是1981年才成立的,对此前30年的人口情况只能靠公安部和统计局提供。而所谓“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则更不靠谱。别的不说,就从人口数据实际登记、调查、统计工作来讲,只有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是“专业”的,其他的都是“业余”的。人口统计是一项非常庞大和繁杂,受到扰动非常大的工作,即使公安部和统计局这样专业部门尚难做到周全无误。

可以说,无论教育部、计生委还是各地地方志给出的人口数字不能叫“官方数字”。虽然它们也是“官”,但统计意义的“官方”是特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2009年修订)的这项规定:“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取得各省、市、自治区统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公布,或由国家统计局授权公布”,并不是“争夺权力”。因为统计工作本身是需要专业方法,专业机构,专业人员才能完成的。正是因为很多部门随意公布数据造成混乱,才修订出这样的法规的。

杨先生选取地方编写材料的原因很简单——这样能算出更多的死亡人口来。下面是用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的几个分省数字与杨先生选用的地方编写的《中国人口》进行对比:

 

《人口》比《汇编》多(万人)

 
 

四川

247

 

安徽

59

 

贵州

26

 

合计

332

 

也就是说,仅用3个省3年的数据,杨先生就能比用统计年鉴多算出332万死亡人口来。

第四,杨先生在推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方法同他用全国数据时一样,但有一个很奇怪的做法:他把这各年超出正常年份死亡人数的省份都汇总计算为“非正常死亡”人口了,但对低于正常年份的省份都省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道理是这样的:

假如某国有3个省,各省“正常死亡人口”都是1000万,总计3000万。某年一个省死亡1150万;一个省死亡1100万;一个省死亡900万。那么:

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1150万+1100万+900)万-3000万=150万。

但是,假如只计算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多出的省份,去掉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少的省份,计算结果就是:

全国非正常死亡=(1150万+1100万)+2000万=300万。多出150万。

这样算法是不是合理呢?有人说也可以,毕竟当时受灾和政策偏差程度不一样嘛。但如果合理,就必须用来计算其他年份。贫道用杨继绳的方法分省计算了1979-1983年的5年中国的死亡情况,结果5年累计非正常死亡达到93.2万人。远高于不分省计算数字。如果有人用这种方法计算后说:“包产到户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个灾难,承包制前4年就造成近百万农民饿死”,大家都不会相信。但是如果允许杨继绳这样算,就必须让这个居心叵测的人这样算。

杨继绳用这个算法多算出81万来。

看到这里,大家会明白杨继绳先生是怎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

1、把1958年和1962年算进困难时期,多算出214万。

2、找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把1964年的死亡率给弄掉,让“正常死亡率”下降0.44个千分点,让非正常死亡多出145万来;

3、放弃权威数字选个不合统计规范的数字,仅3个省就多出332万来。

4、把正数去掉只加负数,凭空整出81万来。

杨继绳先生就是用这种乾坤大挪移的方法,硬是从不可能中找出772万非正常死亡人数。不用这些违背数理逻辑和统计学规范的方法,他顶多算出1300万的数字来!

贫道在《总要有人说出真相》的书稿写到这一章时,最后几句是:

……

这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杨先生能想出这么多办法,算是“有心人”了。

不过中国还有句老话也表达了类似意思,那句话是: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到书印出来,最后两句编辑给删掉了。

其实贫道觉得这两句还有点画龙点睛呢——可惜了。

【邋遢道人,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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