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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在毛泽东遗产中寻找打开未来的钥匙——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札记  

2017-03-18 20:21:59|  分类: 文摘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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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2017-03-17 · 来源:乌有之乡

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尝试,蕴含了许多解决当下问题的有益思考,在毛泽东主席的遗产中,能够找到打开通向未来大门的钥匙。换言之,毛泽东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属于未来。

  昨天接受《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采访,谈及国内左翼爱国力量的兴起、民间对毛泽东时代的缅怀,以及特朗普的当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采访结束后回想一下,觉得对其中两个问题的回答与思考值得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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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关于“左派”的概念。当记者提到“左派”的时候,我是有一些警惕的,因为一些人常常试图用此标签,来污名化左翼爱国力量,并将他们漫画化为“一群每天只是念叨着从前的荣光,抱团取暖的前朝遗老”,很像西方报纸上把留着辫子的东方人统统指成中国人的情况。因此,我强调,我和他谈论的“左派”是秉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坚持爱国主义基本立场”的左派。

  第二是当记者问及左派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时,我纠正了他的问题,说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话——

  所谓左派主张“回到毛泽东时代”甚或“回到文革”,这是自由派/新右派对左派地恶意攻击,目的是想把左派塑造成守旧、过时的形象,而自己独占“时代”、“潮流”、“未来”等“好词”。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不会倒流,穿越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常识,如果左派真的是想“回到”某个历史阶段,那岂不太缺乏现实感了?这种攻击是阴狠的、但也是廉价的、无效的。

  无疑,左派对毛泽东时代的缅怀是真实的,但这种缅怀并非一般意义的怀旧,而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的许多尝试,蕴含了许多解决当下问题的有益思考,在毛泽东主席的遗产中,能够找到打开通向未来大门的钥匙。换言之,毛泽东不是属于过去,而是属于现在、属于未来。由于毛泽东的这种特质,在逝世四十多年后,他却仍然在几乎一切现实政治争论中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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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贫富悬殊是困扰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一大问题,也是一切政治不稳定、动荡、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主要根源。2016年的一份材料显示,全世界最富有的8个人,居然占有人类财富的50%,而马云、马化腾、王健林等中国巨富,并不在这份名单上,这意味着他们和8人之外的其他各国巨富,还要在剩余的50%中再切走一大块。大胆估计一下,可能全球最富裕的100人大概要占有人类财富的99%,剩下的100多亿人才能分享余下的1%。

  这样的财富结构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合理的,也窒息了人类的未来发展空间。

  毛泽东时代,在财富分配方面最主要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理念就是平等。强调经济平等,并不全是从“人道”方面的考虑,而是要防止财富成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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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追求经济平等,也并非像现在主流所蔑称的那样导致了“共同贫穷”。其实,“贫穷”或“富裕”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概念,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概念。“贫穷”或“富裕”只和占有财富多寡有关,本质上是和私有制有关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否得到满足的概念,由于毛泽东时代是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的,同时伴随着急剧的、阶跃式的人口增长,所以“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历了一个从满足程度很低到逐步升高到过程。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反对个人利益,这是造谣。毛泽东时代并不反对个人利益,只是反对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国家利益之上,强调的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希望人们能够通过为集体、国家作出贡献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

  按照毛泽东时代的逻辑,个人利益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整体利益、乃至人类利益的对立物,不会成为此长彼消的零和游戏,个人利益就会成为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整体利益的提高,意味着个人的“物质文化需要”被满足程度的提高,反之,个人利益的增进,也同时意味着整体福利的增加。

  再比如,在民主问题上,毛泽东的民主概念,才代表人类民主未来的发展方向。

  今天人们一谈到民主,就会下意识的想到“选举”,但在毛泽东主席看来,选举权固然十分重要,但参与管理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民主权利,因为管理权是一切国家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管理权掌握在谁的手里,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重新定义了民主,他提出人民“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包括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等的权利。

  在毛泽东主席一生的最后十年,他竭尽全力全力要实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型的、更高层级的民主。毛泽东意识到,只西方抽象的选举、劳动群众阶级还没有很好的组织与团结起来的选举,并不能保证人民管理权的落实,这样选举只能选出一些以选举为职业的政客,实际构成了对人民的欺骗。只有那些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才能保证人民管理权。

  这些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不是职业官僚,也不允许他们异化成职业官僚,他们的路径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们是作为人民的一员参与国家管理的,在任期结束后还将回归到人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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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毛泽东主席建立新型的、更高层级民主的努力,在他去世之后暂时失败了,但暂时失败并没有改变这种新型民主代表人类民主未来的大趋势。今天,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已疲态尽显,管理权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权力,而人民根本无法通过选举获得管理权。

  选举式民主在非西方国家成了无政府状态甚至战争的重要诱因,在西方国家也变成了对选民来说毫无实际意义的游戏,美国大选投票率长期低于40%,这其实也是一种投票——对选举是否具有实质性政治意义的投票。

  未来,随着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管理即便作为一门专业也将不再被少数人垄断,人民直接行使管理权的客观条件也日趋成熟,被毛泽东主席重新定义的新型民主,将日渐显现出其前瞻性、普世性,它必将取代旧式的选举式民主,成为人类最主要的民主形式。中国作为毛泽东的故乡,理应在这一潮流中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先进政治文明的示范者、提供者、推广者,“对于人类作出较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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