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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黎阳:关于新中国——明白人说的明白话  

2017-03-21 19:16:00|  分类: 文摘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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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3-21  来源: 察网  作者: 黎阳

尽管“公知”猖獗一时,但世界上还是有不少明白人说明白话。这些明白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过来。现摘录若干如下: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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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右任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一刀切是最无智的事。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他们将无法回头。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毛)主席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摘自“很牛掰的实话实说。原来很多很多话早就被人说过了,而且说得深刻透彻,一语中的”

2017.3.20.


【黎阳,察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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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博再摘录几则: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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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楚伧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1945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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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厉生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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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春山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大陆搞文化革命,最近两年,被海外中外媒体批判的厉害。大陆搞这个东西,为什么被批判?我个人看来,并不是它破坏了多少自由,也不是它害死了多少人。最根本一点:它颠覆了知识分子本博注:应该说是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秩序伦常’! 在大陆搞的这场运动里:体力劳动者被宣传置于脑力劳动者之上;不修边幅的群氓分子被置于知识阶层之上;新进的青年干部被置于开国元勋之上;没有资历和背景的社会流民被置于书香门第之上;等等。这种颠覆伦常与秩序的举措,在知识阶层看来,就是一种原罪。 ——1969年《有话大声说出来》,李斯翰,澳大利亚悉尼华人报业联合会干事,洪门澳洲分舵干员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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