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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床花影A:1958年至1961年的那些事儿(一)  

2017-04-06 23:43:35|  分类: 红色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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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床花影A

1958年至196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经济建设,遭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为中共党最高决策者的毛泽东出面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是,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一段历史,则需要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前提下,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1.1950年至1957年新中国的辉煌成就

 

1958年开始的时候,在刚刚成立8年多的新中国,从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到绝大多数普通党员、普通群众,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高度亢奋的情绪之中。这种高度亢奋的情绪,用正面的词儿来形容,叫做“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用不太好听的词儿来形容,那就是有点“发高烧”了。

这种高度亢奋的情绪,首先是来自于新中国成立后前8年的一系列辉煌成就:

(1)取得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剿匪的最终胜利,有力地巩固了新政权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剿匪,在短短的数年时间里,就基本肃清国民党政府撤往台湾时留在大陆的60万特务和200万名为“反共救国军”的政治土匪,蒋介石集团原指望照搬毛泽东们当年的那一套,依靠这些特务和政治土匪在中国大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以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民党军队“光复”大陆时机的到来,至此成为泡影。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还镇压了一大批在历史上曾经残杀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负有血债的旧政权中的军警宪特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有重大罪恶事实的叛徒分子和日伪时期的汉奸分子、反动会道门的首恶分子,以及残害平民曾负有血债的恶霸分子等。对这些新政权敌人的镇压,有力地巩固了刚刚诞生的新政权。

(2)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尽管当年的朝鲜战争最终只是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胜利,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这一仗对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影响之大。从10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算起,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是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被手持先进武器的少量外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战败乞和。抗日战争倒是胜利了,但有人说,那是美苏参战的结果,那是美国在日本投了两颗原子弹起了作用。而抗美援朝这一仗,是跟号称世界上武器最先进、装备最精良的美国军队打,是跟比当年小日本还要强上许多倍的美国军队打,即使打得个不胜不败,也使大多数中国人从过去的“逢战必败”阴影中走出来,兴奋地体会到,中国人受欺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3)治好了数十年战争的创伤

1950年至1952年,仅仅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地恢复了生产,解决了失业、粮荒、通货膨胀三大社会经济问题,稳定了人民生活,实现了财政和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在此基础上,实行了币制改革,稳定了物价,在全国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在城市,通过先后两次工资改革,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4)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建成156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

(5)完成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

在只有短短的8年时间里,在缺乏或基本没有治理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的大国的经验的情况下,能取得一系列如此辉煌的成就,确是了不起的胜利。但是,好事里可能包含了坏事的因素。在全国上下一片亢奋的情绪中,潜藏着危机的成分:在成绩面前开始有点飘飘然,开始不谨慎了,各种激进的思想、冒进的意见,开始占了主导地位。

 

2.1958年时很多人认为只要中央下个文件就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

 

这种想法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

这种想法首先来自理论上的缺陷。

马克思曾经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说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但是,马克思既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过渡阶段”的名称叫作“社会主义社会”,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过渡阶段”延续的时间有多长,三年、五年行不行?十年、八年行不行?

其实,我们也不能怪马克思。他只能通过理论的推演指出有这么一个“过渡阶段”,但他不是算命先生,算不出这个“过渡阶段”有多长,因为他毕竟对这个“过渡阶段”没有实践感知。

在1958年时,苏联已经搞了41年“过渡阶段”,所以,连当时的记者都向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发问:还打算“过渡”多长时间?苏共打算在什么时候实行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当每个苏联家庭每天晚餐桌上有一盘土豆烧牛肉时,就可以实行共产主义了。

与苏联相比,当时中国的“过渡阶段”才只有短短几年,可是在中共党内,甚至在党内高层,都出现了一些急于“过渡”的急性子人:为什么要跟在苏联后面慢慢来?为什么不能抢在苏联前面先“过渡”?

从当时的理论上讲,1949年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两种制度之间似乎应该隔着万丈鸿沟。

可是,我们只用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城乡基本消灭了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初步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个过程中,甚至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发生社会动荡,没有发生流血,全国城乡都是在一片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氛围中完成了这一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改造。万丈鸿沟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跨过来了。

从理论上讲,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共产主义制度应该是更容易才对。因为这二者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二者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前者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后者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一字之差、一步之遥而已。更何况,社会主义还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很多人想来,共产主义是一种制度,制度不就是由人制定的吗?现在共产党掌握了政权,自然可以制定和在全国实行这种制度。而且,既然大家相信这种制度会给老百姓带来好生活,那么,为什么不马上实行这种制度呢?

一些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其中一个1958年时曾是某城市居委会的干部)告诉我,那个时候,居民中经常谣传,党中央已经下发了红头文件,马上就要实行共产主义了。

根据毛泽东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很谨慎”,因为苏联已经搞了41年“过渡阶段”,赫鲁晓夫手里已经有了5500万吨钢、1亿多吨石油,还说要再搞12年,而且只讲“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并没有讲“过渡”(即正式进入共产主义)。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所以,毛泽东提出,“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后过渡”,而且要“逼他快些过渡”,“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从毛泽东的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央高层中确有想抢在苏联前面先“过渡”的想法,而毛泽东的意见也不过是:“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

1958年的时候,很多共产党的干部把进入共产主义看得很容易,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内部长期实行的是供给制,而供给制是一种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切收获都要无条件地归公,从领袖到士兵,除了随身的个人物品以外,都没有什么重大的私人财产,而个人的一切生活所需,都由组织无偿供给(自然,根据不同的级别,保持适当的差别),中共党干部队伍内的供给制是在1956年才刚刚取消的,所以,对于1958年时的绝大多数干部来说,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似乎毫无困难,最多是回到供给制去而已。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论断的是毛泽东,这个论断一出,从此打消了中共党(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现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的企图;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个论断,就是因为接受了1958年至1961年的惨痛教训。很多事情,是要有人做过了,成功了或失败了,人们才能知道行不行的。从这个角度说,1958年中国的共产主义尝试失败,也是给人类社会留下了有益教训的。

从1958年遭遇失败以后,毛泽东就一直在苦苦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牺牲了无数先烈所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应该怎样才能坚持走下去?

 

3.关于人民公社

 

很多人都习惯地以为,“人民公社”是一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称,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公社”二字的真实含义,是指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自治联合体。因为据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国家消亡了,国与国的界限不存在了,与国家相关联的各种行政区划,如省、市、县、乡,等等,都不存在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别也不存在了,那时候的地球上,存在的就是一个个叫作“公社”的劳动者自治联合体。在早期共产主义者中,这种劳动者的自治联合体有不同的名称,例如,法国的傅立叶将其称为“法朗吉”(phalanxes),英国的欧文则将其称为community。我们知道,“公社”在英文中的名称就是commun或community,而共产主义在英文中是Communism,二者是出于同一语源的。

1958年的人民公社,当时很多人将它看作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当时有一副很流行的对联:“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往天堂路一条”,贴在许多人民公社的大门框上,对联中所讲的“天堂”,就是指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一首诗:“万丈高楼平地起,共产主义不远哩。别看今年牛耕地,明年要换拖拉机。”

当时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设想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在这“五位一体”中,既有“商”(而共产主义社会是消灭商品货币制度的),又有“兵”(而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是不需要兵的),所以,说明这个组织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而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准共产主义组织形式。不过,这种“公社”里,既有“工”又有“农”,体现了消灭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意思。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当时农村地区的人民公社确实出现了一个“大办工业”的热潮,在1958年,很多人民公社都办起了工厂,如服装厂、修配厂、亚麻厂,等等,成为后来农村“社队企业”的先河。

既然一开始时人民公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的一种组织形式,那末,人民公社就不能只限于在农村办。所以,1958年时,各个城市也一度准备办人民公社。据某亲历者介绍,当时她们居委会借用了某小学的一处埸地,插上许多彩旗,敲锣打鼓,号召居民们都来报名参加城市人民公社。不过,据说后来不知为何没有办起来,不了了之了。

我曾在某地图书馆发现了一本1958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或者可以叫社会幻想小说),书名叫《东风共产主义公社旅行记》,小说写的是在1973年(恰好是小说出版以后的15年),一位名叫“小明”的小朋友到东风共产主义公社去看在那儿工作的妈妈,通过“小明”的所见所闻,描述了东风共产主义公社中高度发达的科学、生产、文化、体育,以及人们所过的共产主义幸福生活。在这部小说中,“小明”的妈妈和其他长辈还向“小明”等小朋友讲述了她(他)们在1958年艰苦创业、忘我劳动的故事。


——————————————-

作者评论:建国才8年,就想一下子挖掉穷根没有那末容易。但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是没有问题的。

比方说,那个时候城市的工人,解决了失业问题和粮荒问题,老婆孩子有饭吃了,那就是幸福;

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不必每天“从鸡叫做到鬼叫”,那就是幸福;

废除了“抄身制”,不必每天下班时在厂门口让抄身婆挨个抄身,那就是幸福;

制止了国民党时代的恶性通货膨胀,不必每次发了工资就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向米店冲刺,那就是幸福;

两次工资改革,全国工资普遍提高了25%以上,那就是幸福。

至于农村的农民,不必给地主老财拉长工为生了;或者,不必给地主当佃户,将收获粮食的一半交地租了。意气风发地朝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走,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幸福。

正因为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而且还会不断地改善,所以他们才会死心塌地地跟共产党走,才会有那末“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会不希望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重返大陆,才会在1959年至1961年遭遇这么严重的粮荒时,仍然对中共大陆政权有那末高的技持率。


4.总路线和大跃进

 

1958年讲“三面红旗万岁”,这三面红旗分别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我现在来谈谈总路线和大跃进。

总路线的全称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1958年5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其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从总路线的字面意思来看,应该说是不错的,无非是说,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阶级斗争也搞得差不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干劲鼓得足足的,一门心思搞社会主义建设、奔共产主义了。对建设的要求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即生产的物质产品数量要多,发展速度要快,产品质量要好,消耗的物质资源要省。从1956年以来,中央常常发文批评地方政府或某些基层单位,在生产建设中只图“多、快”,而忽略“好、省”,所以,总路线强调两方面都得兼顾。但是,在1958年那个全党从最高层到基层都头脑发热的年代,总路线颁布后,许多地方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往往还是只注重了“多、快”,而不顾“好、省”。

大跃进的提出,其实跟“反‘反冒进’”有关。原来,周恩来和陈云在1956年搞了个“反冒进”,惹得毛泽东老大不高兴。原由是在制订1957年度经济建设计划时,周恩来和陈云发现地方和基层单位报上来的计划指标层层加码、越来越高,于是提出“反冒进”,要求计划指标要定得适当,从道理上讲,这是完全对的。

但是,一方面,周恩来和陈云所管的国务院相关部门不能及时提供资金和物资总供应量的测算数据,致使高层决策时心中无“数”;另一方面,现实也似乎在跟他们开玩笑: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竟然只用了4年时间(至1956年底)就宣布提前超额完成了,而追加的1957年计划,尽管指标定得很高,却再一次提前超额完成了,这似乎在向这些领导人提出一个问题:人民群众被激发起来的高昂的社会主义热情,究竟能创造出多大的奇迹?我们以往对这方面的估计,是否太保守了?1958年的上半年,各条生产战线仍是捷报频传,各方面报上来的数字似乎都在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们制订的1958年计划可能又保守了!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从1957年9月召开的的八届三中全会至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在多次会议上对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促退”,是冷了全国人民的心。周恩来和陈云也多次在会上作检讨。就是在这以“反‘反冒进’”为主题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央正式形成了关于“大跃进”的决议。

1958年的8月17日至8月30日,在河北省的北戴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上还是以批“反冒进”为主题,通过了40项决议,其中有两项决议是公开向全国发表的,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会议公报,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件的发表,把大跃进推向了高潮。

应该指出的是

(1)如今有些人将当年的那埸“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斗争渲染得很厉害,认为这是当年的一次重大党内斗争。其实没有这么严重。这只不过是当年党内在建设方针方面的一种思想分歧罢了。刚刚开始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谁也没有什么经验,发生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在所难免,而且这种分歧持续时间并不长。尽管当时毛泽东多次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对周、陈二人提出批评,而且措辞也相当严厉,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对二人的信任,周恩来和陈云仍然长期担负着在一线具体主持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重任,而这二人也仍然兢兢业业地为党和国家工作。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到,从1958年到1961年这段期间,中央的许多重大经济决策,仍然是由周恩来或陈云首先提出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成和支持后,才由中央领导班子最后集体作出决议的。

(2)有的人说,当年如果周恩来和陈云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也就不会产生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带来许多严重的不良后果了。其实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当时头脑发热的决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整个党内党外、从上到下,都处在高度亢奋的情绪中,只有少数人保持头脑冷静扭转不了大局。当初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交付党内外讨论时,很多旧式经济专家和工商业界上层人士都根本不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因为旧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计划,何况还是在这样一个刚刚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千疮百孔的国家里,但结果呢?五年计划只用了4年就超额提前完成了,使人觉得人民群众被激发起来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怎么估计也估计不透。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的头脑发热是有客观原因的。

 

5.关于1070万吨钢

  
第一个问题:1958年时中国的领导人为什么这么重视钢铁的产量?
因为当时刚刚开始搞建设的他们(包括毛泽东在内),突然悟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想搞现代化,没有钢铁是不行的。现代化生产(指的是当时的现代化)就是用机器来搞生产,所以,机械工业,即生产机器的机器工业,是基础,但无论是各种机器,还是生产机器的机器,都得用钢铁来造;农业要现代化,要用拖拉机等农业机械来种地,离不开钢铁;交通现代化,修铁路、造火车、造轮船,离不开钢铁;国防现代化,造枪造炮造军舰,也得用钢铁,此外,教育、文化、科研、体育事业要发展,要造学校、造博物馆、造图书馆、造体育馆,哪儿不需要用钢铁?所以,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钢铁产量多少,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工业实力,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能搞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日接见东欧六国代表时说:“世界上就有这么蠢的人,象我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就不知道以钢为纲,今年我们才知道这一条。你把钢铁搞起来,其他东西都可以跟上来”。


第二个问题:1070万吨钢铁生产指标是怎样出台的?
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达到了535万吨,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1949年时我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旧中国钢铁产量最高的年份大约是90万吨左右。

1957年底,毛泽东了解到当时英国的钢产量1年有2000万吨时,就提出在15年的时间内超过英国的设想,所以,在195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中正式向全国提出: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钢铁和煤炭等四类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这就是当时响彻全国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由来。
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定出的当年钢产量指标是624万吨(第一本账)或700万吨(第二本账),按照这个指标,钢铁产量将比上年提高16.6%或30.8%,所以,这个指标已经定得不低。但是,同年6月中旬,冶金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报告中建议,把当年的钢铁生产指标调高到820万吨;而同年6月17日薄一波代表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所作的《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中估计,1958年的钢铁产量能够达到10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干脆一点,就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将1957年的钢铁产量乘以2,就是1070万吨。当然,八十年代后薄一波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自然说他当时的行为实际上是毛泽东授意的。
据时任冶金部重要人员的袁宝华回忆,北戴河会议作出生产1070万吨钢的决议之前,毛泽东还亲自找治金部的领导和重要人员详细谈了话,了解这1070万吨钢到底有没有依据,要求一笔一笔地算细账,而冶金部的人汇报说是没问题,根据细账算出来的结果实际可达到1100多万吨,算是留下了余地。毛泽东还找陈云谈过,陈云也说是已找治金部的人了解过,1070万吨有可能。毛泽东才放心将其写入政治局决议。


第三个问题:1070万吨钢的钢铁生产指标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
这个指标在8月底公布以后,离年底只剩下了4个月,而1至8月的实际产量与这个指标还相距很远(根据有的资料说,还只有400多万吨),而这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了的硬任务,怎么办呢?还是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办法,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中、小钢铁企业并举,企业炼钢与群众性炼钢并举,洋高炉炼钢与土高炉炼钢并举。各省、市、自治区,从省级领导直至基层干部都被紧急动员起来,钢铁指标层层分解、硬性下达,当时提出“钢铁元帅升帐”,其他各行各业(包括农业在内)都可以为钢铁元帅“停车让路”。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先后发表了两篇社论:《紧紧抓住钢铁生产》、《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各地城市里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商业服务业,包括居民委员会,都抽调人员轮流参加大炼钢铁,各地农村更是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去炼钢铁。至10月底,全国已建成小土高炉、小土焦炉数百万座,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达到6000万人,至年底,参加的人数更达到9000万人。
当时的河南省报道:9月上旬,该省“每天平均只产铁780吨,而9月15日的日产量就跳到18693吨”。“河南省创造这个奇迹的主要经验,就是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个有160万人参加的钢铁生产的群众运动”。
群众性大炼钢铁的后果之一是:严重地浪费了资源。不少地方为了炼钢铁,大肆砍伐树木,破坏植被;为了提供炼钢铁的原材料,各家各户都被动员起来搜集并上交废旧钢铁,连小学生也分配了捡废铁的任务,一些中小学生为了完成交废铁的任务或得到表扬,硬是把家里完好能用的铁制器具也偷偷地拿去交了废铁。农村建立公共食堂后,各家各户不再做小锅饭,许多农民家的铁锅也被砸掉当成废铁回炉了。
后果之二是浪费了大量劳动力,给其他行业,尤其是农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大炼钢铁开始的时候,正是各地农村进入秋收的时候。熟悉农业的人都知道,秋收季节正是“龙口夺食”的时候。一方面,已经成熟了的庄稼,如果不能及时收割,再收割时过熟的庄稼易于发生谷粒或麦穗脱落,影响收获;另一方面,如果遭遇大雨或连阴雨天气,未及时收回的庄稼就会倒卧并烂在地里。1958年时,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还没有收割机,只能以手工方式用镰刀收割,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在这紧要关口抽调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去大炼钢铁(以及“大兴水利”),以致留下来的劳动力无法及时收割,导致许多农村地区已经眼看就要到手的粮食白白损失掉。
后果之三是所生产出来的钢铁有很大一部分不能用。因为大部分群众都不懂炼钢铁,群众靠自己琢磨出来的小土高炉和土办法往往不科学,有的地方没有焦炭,用木材和煤末来代替,有的地方用农民搧谷子的风车,几个人轮流摇着往土高炉里煽风,结果是炉温达不到要求,铁水和各种杂质混在一起无法分离,炼制出来的土钢土铁完全不能用。虽然1958年12月17日宣布1070吨钢铁任务胜利完成,但其中实际能用的只有800万吨。


第四个问题: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活动延续到什么时候?
从1959年初开始,各地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活动就陆陆续续地停了下来。大约到1959年“春荒”时,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群众还在炼钢铁了。
1958年11月召开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来提交会议讨论的1959年钢铁生产指标是2700万吨或3000万吨,但毛泽东对此发生了疑虑:“究竟要不要搞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照他的想法,能在1958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即达到2140万吨就已经很多了(见他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所以,在此想法的引导下,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定为1800万吨(第一本账)或2200万吨(第二本账)。到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正式将1959年的钢铁生产指标定为1800万吨。到了1959年的4月份,陈云在毛泽东的委托下,对钢铁生产作了一番调研,认为情况不如意,提出将钢铁生产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9月份中央正式接受陈云的这个建议,庐山会议以后,又将当年的钢铁生产指标进一步降低到1200万吨。1959年最终实际生产的钢铁是1387万吨。

 

第五个问题:1958年大炼钢铁与1959年至1961年大饥荒有何关联

首先,1958年实际上是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尽管在秋收时由于上述原因受到了损失,但全国全年实际收获的粮食仍然多于1957年(1957年是3700亿斤,1958年政府报的是7500亿斤,但有大量虚报成分,后来复查时估算的实际收获量大约是4000亿斤),但局部损失严重的地区,其收获量有可能低于1957年;其次,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主要发生在1958年的下半年,持续时间是4个多月,到1959年初就陆续停止了。所以,其所造成的农业方面的损失,可能成为1959年“春荒”时节部分地区农民缺粮的原因之一(其他两个原因是:浮夸风导致的高征购和公共食堂),但与1959年至1961年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关联度不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1958年弄了那么多群众上阵,拼了命也只搞到1100万吨钢铁,其中还有大量土铁土钢不能用;1959年时没搞群众运动,怎么能搞到1387万吨呢?

原来,在当时的“以钢为纲”思想的指导下,在1958年大搞群众性的炼钢铁活动的同时,国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钢铁工业基础性建设,从1956年至1959年,我国的老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以及北京的石景山钢铁厂(即后来的首都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等,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扩建,仅鞍钢在1958年下半年建成投产的10号高炉,即可日产铁2700吨。同时新建了许多钢铁企业,其中,新建的武汉钢铁公司1号高炉于1958年9月出铁,可日产铁2000吨,新建的包头钢铁公司1号自动化高炉于1959年9月出铁,其容积有1500立方米,可年产铁90万吨。此外,各地方还新建了一大批中小钢铁企业。
我们都知道,直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鞍钢、首钢、武钢、包钢等仍然是我国钢铁工业的支柱,而且,钢铁工业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确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总结和指出那个年代在经济建设中所犯的错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那个年代的人们为中国工业化所作出的真诚努力。在当时的条件下,鞍钢、首钢的改扩建工程,和武钢、包钢的新建工程,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奇迹般的速度完成的,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人的忘我劳动!据说,当年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因为1958年北戴河会议时没有对毛主席说实话而导致中央出台1070万吨钢铁的指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失,而终生内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正是这些当年冶金战线上的老领导,是奠定新中国钢铁事业基础的功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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