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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床花影A:1958年至1961年的那些事儿(四)  

2017-04-06 23:46:31|  分类: 红色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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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半床花影A


11.饥荒

 

1959年秋后,面对基层报上来的低得出乎意料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都不敢相信,他们认为,产量肯定不会这么低,粮食还是有的,主要是因为生产队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农民的自私自利,把粮食藏起来了。而已经铺开的庞大的国民经济计划,又急需粮食,只能通过反瞒产运动,让农民把粮食拿出来,才能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以及军队用粮、工业建设用粮、外贸出口用粮等方面的需要。

反瞒产运动主要是各省级行政区的领导布置和主持的,中央的几位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纵容、放任了,因为没有粮食,确实面临着全局性的危机。

至于如何才能让农民把粮食拿出来,上面的领导干部自然强调要讲政策、讲道理,让农民自觉自愿地把粮食拿出来;而下面做具体工作的征粮干部却心知肚明,这一套压根儿就不管用了,不给农民动点真格儿的,根本就拿不到粮食、完不成征购任务。

一埸反瞒产运动,连搜粮带抓人,搞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粮食倒是逼出来了一些,致使国家统计部门1960年7月份发布的1959年粮食产量第三次统计数字上升到了5130亿斤,但离各级领导期望的那个数字还差得老远,而反瞒产运动却已经反出了人命,各地农民饥饿或营养不良患浮肿病的人数急剧增加,有些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这时候,各级领导人才认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真相:原来农民真的没有粮食。

反瞒产运动紧急刹车。中央领导人派自己的身边的下属到出事地区调查情况,将一些反瞒产运动中特别蛮干、死人特别多的地区的领导人(如河南信阳地区的地委书记路宪文)撤职查办,紧急向这些地区调拨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派巡回医疗队赶赴这些地区检查和治疗浮肿病患者,等等。

但不管做什么,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却谁也解决不了:巨大的粮食缺口怎么办?

二届人大会议上通过的1959年粮食征购任务1150亿斤,以及后来追加的200亿斤,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它是国民经济计划编制过程中综合平衡的结果。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民经济计划,必须经过对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财力、交通运输、能源、外贸,以及各种关系国计划民生的重要物资等进行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才能编制完成。

就拿粮食来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作为一个单位,而中央单独作为一个单位。中央这个单位中,包括了各中央直属农垦局、军队用粮、外贸用粮,各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用粮,各中央直属基地(如原子弹试验基地等)用粮、等等。

编制计划时,先在各单位内部根据粮食的预计产出量和预计需要量进行平衡,确定各单位的预计粮食可调出数量或不足数量;再在各单位之间进行平衡,确定每个单位的粮食调出数量和调入数量,使所有调出粮食单位的净调出数量之和,与所有调入粮食单位的净调入数量之和达到平衡。此外,还要进行调出或调入粮食在品种和运输等方面的平衡。一些产粮大省属于粮食调出单位,而一些工业中心城市或工业大省(如上海、辽宁等),以及一些粮食不能自给的边远落后省区,属于粮食调入单位,而中央本身则是最大的粮食调入单位。

所以,当发现1959年的实际产粮数与原来预计的产量数差距特别悬殊时,原来计划中的多数粮食调出大省都无法完成粮食调出任务,相反,还有一些传统的粮食调出大省,如河南,由于发生了饿死人事件,还急需大批粮食调入,去救济已处于断粮状态的农民;而计划中的粮食各调入单位也将因为得不到原定计划调入的粮食而陷入危机。于是,整个国民经济都乱了套。当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的春季,正是一年中青黄不接的时候。

笔者曾从事企业计划管理工作多年,深知任何计划都不可能与现实完全相符,计划是预先制定的,而计划执行过程中却是什么事情也可能遇到的。一旦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致使原有计划中的“平衡”被严重打破,这时候的唯一应对之法就是:动用储备。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产生三年饥荒的致命原因之一,就是1959年时的国家粮食储备极少,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粮食储备。粮食储备是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根本问题的大事。象我国这样人口众多、自然灾害频繁、耕地相对人口较少、耕地条件相对较差的国家,没有粮食储备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旦出现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可能出大问题。据有的专家估计,象我国这样的国家,必须至少储备能供全国人口吃10个月的粮食,方能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或战争。

由于缺乏粮食储备,1960年春荒时,各地纷纷向中央告急,而中央自身更急,军队用粮怎么办?原子弹基地和各个国防科研基地用粮怎么办?青藏高原上正在进行平叛战争,而大批的解放军要派往中印边界去遏制正在趁机蚕食我国领土的印度军队。担任一线领导的中央领导人无奈之下,只好向一些产量省份下达调粮的死命令。

当许多产粮省的领导人向中央强调无粮可调的时候,只有一个省的领导人,即四川省的李井泉,不顾本省自已也已严重遭灾,粮食严重不足的状况,咬着牙关硬是按着中央领导人下达的死命令如数调出粮食。三年全国性的粮荒,四川人民作出的牺牲最大,四川粮荒持续的时间最长,四川死人也最多,但四川调出的粮食确实解了中央和一些省市的燃眉之急。

一般情况下,人们想尽一切办法熬过春荒,期盼的就是夏粮和秋粮的收获,但是,1960年却是一个重灾年,受灾面积达到全国耕地面积的60%,实际粮食产量进一步降到了2870亿斤,一埸全国性的粮荒全面爆发。1960年的春荒至1961年上半年,成为三年饥荒中最困难的年月。

 

所幸的是,我们有很好的人民。在那最困难的年月,在那人人都在忍饥挨饿的年月,国内的社会秩序仍然一片稳定。所有的工厂每天都照常开工,机器声照常轰鸣,甚至工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未停止,所有的商店、饭馆都照常营业,在城市的蔬菜商店门前,家庭主妇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宁静地等待购买当天配售给她家的那一小份蔬菜。这么大面积的粮荒,没有发生抢粮风潮,没有发生社会骚动,甚至连犯罪率也没有显著提高。

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大庆的石油工人发出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青藏高原上参加平叛战争的解放军捷报频传;在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一批教育工作者正在忍着饥饿紧锣密鼓地筹建华侨大学、新疆大学、青海大学,以及我国第一所电视大学;在1960年最因难的时候,一批文化工作者正在忍着饥饿忙碌兴奋地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在那最困难的1960年,一批科普工作者正饿着肚子俯身在书桌上为孩子们编写《十万个为什么?》。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民,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人民。



12.多事之年

 

1959年末至1960年初,新中国经历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严重挫折,一埸全国性的粮荒席卷而来。但是,事情不仅仅如此,1960年注定是个多事之年,年轻的共和国面临着更多方面的考验。

一件大事是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从两个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上升到两个国家之间翻脸。关系恶化的原因可能追溯到很多事情: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国拒绝苏联建立长波电台和苏中联合舰队的问题、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偏袒印度一方的问题、苏联干预炮击金门和要求中共承诺不以武力解放台湾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问题,等等。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以后,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撕毁343个与中国的专家合同和补充合同,停止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撤走全部1390名在华苏联专家,停止供应中国工业建设和科学研究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包括停止供应对中国工业建设和民生至关重要的石油。在苏联政府的严令下,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援建项目的全部技术资料和图纸,致使250多个项目的建设被迫陷于全面停顿状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遭到了重挫。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各国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苏交恶,东欧国家和蒙古等绝大多数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自然都跟着苏联走,中国不见容于世界两大阵营,在国际上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

在西藏,1959年3月以达赖为首的上层分子发动叛乱以后,虽然时隔不久,叛军主力被解放军击败,达赖带着一帮人逃到了国外,但对盘据西藏各地的大大小小叛匪的武装平叛战争仍然打了三年。1960年上半年,解放军驻藏部队集中主要兵力对大股叛匪盘据的腹心地区和边沿地区进行了6次进剿作战,从下半年开始,平叛战争转入了全面清剿阶段。同时,根据1959年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在西藏全区开展了废除封建农奴制的民主改革。

达赖为首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时期,中印边界是不设防的,甚至那些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连中印边界具体位置也是模糊不清的。从1959年开始,印度大规模地用武力侵占中国一方的领土,甚至越过了原英国殖民者虚构并被印度政府主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趁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控制力薄弱之机抢占大片中国领土,造成既成事实。所以,在西藏平叛的同时,中国政府必须增派大批军队入藏,全面接管中印边界,建立哨所和边防设施,扼制印度军队的入侵。而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尤其是苏联停止供应石油、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汽车都“趴窝”的情况下,如何运送大批军事物资、粮食和军队入藏,都是个大难题。

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分子叛乱,是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插手的。而中印边界冲突中,印度的背后又站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一改长期以来在各种国际问题上的对抗态势,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一致偏袒印度一方,都将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和常规武器卖给印度,都在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埸合对中国政府施压。

“趁你病,要你命”,这种时候,自然也少不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参与。1960年,香港报纸和各种海外媒体三天两头报道中国大陆已经饿死多少多少万人,使台湾当局认定已经到了千载难逢的反攻大陆的好时机。在他们的想象中,大陆上已经是一片饥民如潮、哀鸿遍野的景象,而中共大陆政权已经是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只要有人站出来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形成反抗中共政权的大潮。1960年和1961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先后派遣了47批武装特工潜入大陆,充当反攻大陆的先遣军。这些特工每批有十几个人,都经过美国教官精心培训,除了一般特工科目以外,还重点进行宣传、组织、游击战等科目的培训。在他们的设想中,这批特工进入大陆以后,先是深入到民众中作宣传鼓动工作,利用饥荒年代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煸动民众起来反抗政府,然后是组织武装暴动,然后是上山打游击、建立根据地,照搬毛泽东们当年的那一套,然后就是里应外合迎接台湾国民党大军光复大陆。但是,当这些特工,或从海上潜入,或通过空投,进入大陆以后,才发现,实际情况与他们的长官所说的完全不一样,尽管大陆遭受到严重困难,但社会秩序稳定,民众对中共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奇高,别说是鼓动民众造反,只要稍稍暴露身份和踪迹,就会听到漫山遍野的“抓特务!”之声,无处躲,无处藏,一个个束手就擒,47批武装特工无一漏网。(这批人在大陆一直坐牢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大陆政府释放以后,还闹出了一埸向台湾当局索要补偿而遭台湾当局拒绝的大纠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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