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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2017-04-10 14:16:57|  分类: 红色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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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老田

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作者:老田


一、1958年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与浮夸风的兴起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认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经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写过抗辩书,就他在1958年的表现进行辩解,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向中央说假话的,不承认个人政绩上的迫切需要这个关键的内在动机,他还辩解说每个省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基于法不责众的道理,所以就不能说各省都一致地欺骗中央,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是这样进行自我剖白的:“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载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

王任重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多数省委书记们都参与了浮夸风,正是因为这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才被恰如其分地认定为是“向着党的多数进行猖狂进攻”。

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干部,主要责任在省委书记一级的政绩比赛,这一点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当年在报章上吹得最厉害的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他跟各中央媒体关系良好,能够有效地动员这些媒体的版面为他的政绩需要服务。局部问题饿死人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和安徽北部淮河流域,而作为一个省饿死人最多的则是四川。任何了解五八年浮夸风兴起过程的人都清楚,是各个省委书记应该为高产卫星负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5页)这些情况,那个长期自称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完全了解——浮夸风是如何兴起的以及应该是什么人负责任,但是他本人负有“中央领导”交托的任务,所以要竭尽所能地歪曲事实,先把浮夸风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联系在一起,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需要撇开,就这样“拐个弯”之后把责任扣在毛泽东头上。李锐之所以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天生喜欢撒谎和颠倒黑白,而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有关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二、党阀与学阀的紧密结合

1958年的高产卫星,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省委这个级别,对下是一吹二压三许愿,胁迫公社干部和社员参加。与底层干部和社员的被动参加不同,知识精英中间却很不同,有不少人“尖子人”是主动加入高官们的政绩合唱团的。

著名的于光远先生就参加肯定政绩工程的事业,他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文章《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文章告诫:“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研宪机关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广泛地调查研究农民丰产的的经验,虚心地学习群众中的新的担暇,并且加以分析和粽合,集中和提高,作出科学的总结,以便使这些经验推广开去,帮助广大的农民群众掌握这些经验,获得更普遍的丰收。”(第27页)对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论证需要,于处长把握的是多么及时啊,于光远能够从中宣部处长位置上脱颖而出到后来的高位,与他总能及时地反应高官们的迫切需要的敏锐嗅觉是分不开的。

省委书记们唯恐落后,广东能够实现的我们也能实现,这个政绩需要很容易理解,但是也有很多知识精英都出来为高官们的政绩需要服务,都写文章论证高产如何符合科学原理,很多文人都写文章扣帽子说不相信高产的人就是右倾,著名的吴象先生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为了实现千斤县——记晋中十县农民的决心和干劲》发表在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说“从我们到过的地方看,每个县毫无例外地都有为数不少的双千斤乡、五千斤社、万斤生产队,至于万斤以上的试验田,更是举不胜举。”吴象还在他的文章中间说得活灵活现:“麦子大丰收确实是一把万灵的钥匙,能使任何顽固保守的人开窍。刘三才他们的大麦试验田原定的指标是三千斤,竟把社里一个名叫温四才的老汉气急了,他赌咒:‘你们真能打下三千斤,我拚上脑袋!’直到麦子登场,他看着事情不妙,还是不大相信,但打的结果不是三千斤,而是五千七百零二斤。老汉服输了,当刘三才突击组再试验在回茬地产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者了。一个夏天,出现了多少温四才式的喜剧,有多少温四才式的人物经历内心深刻的变化啊!”文革初期五一六通知中间猛烈批判“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扼杀真理,愚弄老百姓,败坏共产党的信誉,最主要的例证都是出现在1958年的浮夸风期间。

除了省委书记之外,上面也还是有人乐于搞一些所谓的“大跃进”的。刘少奇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和发明,可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刘少奇选集》的时候,选择性地遗忘了五八年夏天到六一年春天整整三年时间,没有一篇文章入选,当然这样的小小疏忽显然不是偶然的。笔者手头有一套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选的《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该书在被中央文献研究室所“遗忘”的两年跨度中间,收入了刘少奇十七篇谈话、讲话和信件,其中很多独具特色的讲话,颇具刘氏特色和神韵,本不应该被忽视的。例如他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中间讲组织生活、消灭家庭问题;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30日)讲党员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问题;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中间谈大干快上和供给制的问题等等,这些能够说明历史真实、体现特定时期“时代潮流”的重要文献,结果都被文献编选者给屏蔽掉了,今天的人们完全无法读到了。

小平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毛刘周朱陈邓”,在这个最高层次上,对于浮夸风和瞎指挥比较感兴趣的是刘少奇;在国务院主管官员中间,对浮夸风推波助澜最力的谭震林(他手底下的刘西瑞先生就是根据谭的非凡见解写出了58年最著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在各省省委书记中间,政绩宣传工作做得最好的王任重,以“亩产万斤”检索1958年的《人民日报》,所得文章一共23篇,其中6篇出自湖北,可见《人民日报》对湖北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的响应程度,在全国省委书记中间都是最高的。

刘少奇与全国妇联谈话中间说家务劳动社会化、消灭家庭,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就赶写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的文章,发表在《红旗》第七期上,他说:“人们不能不感到,每一个家庭单独做饭,单独磨面,单独缝衣做鞋,单独带孩子,是多么不经济的事情。一方面,家务事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迫切地感到劳动力的不足。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家务劳动集体化、社会化。”“所以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的建立是由于在合作化基础上的生产大发展而来,并且是有利于生产的更大发展的。”(第24页)按照胡绳先生的精明算计,基层干部要是再不办公共食堂的话,简直是白痴一个。

邓小平处在书记处的位置上,虽然跟刘少奇相比他鼓吹浮夸风没有那么厉害,由于他在一开始就照顾哥儿们义气扶持了广东千斤县假典型,当新的假典型出来时,即便是他有所发现也不可能进行纠偏工作了,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打铁要靠自身硬”,他自己高抬贵手帮助了第一个假典型之后,对于此后的假典型也只能是照章办理,否则在官场中间难免大失人心。

八五年高官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如蝇逐臭式的捧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文革期间毛泽东提出党阀与学阀相结合的问题,其经典案例和现实针对性只能出自难忘的1958年,1966年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是这样说的:“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2页)

刘少奇后来把高产卫星和浮夸风栽在《人民日报》头上,似乎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的热烈追捧都毫无影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们发表文章时不够慎重,他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载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我不清楚刘少奇先生这样的批评,人民日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完全服气。

三、高产卫星戛然而止

在高产卫星和瞎指挥过程中间,从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合伙胁迫公社社长(实际上就是千斤县的指挥长和副指挥长们),要求基层干部组织群众搞不得人心的辍秧法,这样的安排除了可以增加省委书记在全国性媒体上露脸的机会之外,不会给基层群众和集体带来任何好处,此种高产卫星典型只能给底层老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无价值的劳动投入。由于有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的参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往往难以有效抵制,如果没有各级高官共同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显然,就很难让底层干部和老百姓大量投入此种毫无产出的劳动。高产卫星的动力到底是来自基层还是高层,毛泽东非常清楚,后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毛泽东1958年三四月间连写三份党内通讯,四月底的一份还要求直接捅到最底层的生产队长层次,这实际上是真正的第一次甩开党的多数,利用个人影响去进行重大政策纠偏的。当时他的判断已经很严重:“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1959年3月2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二十二章《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毛在1959年春天认为可能出现苏联集体化之后的严重恶果,来不及通过党的会议协商和正式的程序安排来进行纠偏,迫不及待地利用个人名义写党内通讯,试图利用个人的超常影响力来实现部分的纠偏工作,并劝说高层的热心人转思想弯子。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曾经顺道访问孝感千斤县,11月14日“在湖北孝感火车站专列上接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王延春、副秘书长梅白及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等。梅白汇报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当他提到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团支部书记官春官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问朱朝启真实情况,朱朝启后来(1989年)说:‘我实在有些心虚自责。大跃进时代,在那种特定环境,我哪有勇气向毛主席报告真实情况啊!我只盼主席不再追间,快快结束这个话题,害怕说长了捅了漏子下不了台。’”(转引自: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原文《毛泽东的孝感之行》,载《湖北档案》1989年第6期)朱朝启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试问学阀追着党阀屁股大唱赞歌的年月,谁还敢坏了省委书记苦心经营的政绩典型呢?

毛泽东丝毫都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典型,在全会期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吴冷西和田家英:“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在同一次谈话中间,毛泽东还附带提到了各路诸侯们的政绩需要和投资胃口,实际上也是要人民日报的报道与这些“政绩狂”保持距离:“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八章《实事求是》,新华出版社1995年)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期间与吴冷西谈完之后,竟然不让睡觉,要他连夜坐专机回北京向正在召开的新闻工作会议传达,此后,报章上的假卫星典型戛然而止。不过此前放出来的高产卫星已经为数不少:“《人民日报》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为题,报道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5亩小麦亩产2105斤;同月十二日,又报道该社发出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3530斤。仅过几天,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353.8斤的报道传遍全国。从此,展开了一场‘卫星’竞赛活动,‘卫星’越来越多,单产越报越高,各种虚报浮夸数字一度充斥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广播。据不完全统计,从六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仅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各种‘卫星’就达39次之多。”(《当代中国的农业》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三章第一节)

四、作为政治紧箍咒的浮夸风问题

由于这些省委书记多数都不愿意做自我批评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结果,这些未被追究的政治责任,始终存在,在新中国政治场域中间发展成为一个“紧箍咒”。文革期间,各地省委书记因为执行刘少奇把文革当第二个反右来搞,算是犯了资反路线错误,基本上都受到各地造反派群众的批评和冲击,又因为多数人在66年冬天领导党政系统干部罢工,结果新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成立之后就靠边站了;军队支左干部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委会期间,继续把58年浮夸风的紧箍咒好好地念了几遍,高官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并在群众大会上做检讨,这个后来被高官们在回忆录中间称之为“政治迫害”。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初期犯“走资派错误”的省委书记们被逐步恢复职务,1979年开始万里、胡耀邦等人要搞分田到户,全国的省委书记中间只有辽宁的任仲夷、内蒙周惠和贵州的池必卿三个支持分田,90%的省委书记持明确反对态度,所以这个分田到户搞的拖泥带水,拉锯了好几年才分下去,中央一号文件都连续发了六个。

万里后来回忆了分田的艰难,他对别人讲:“1980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我跟耀邦讲,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做‘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5月31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热情赞扬肥西和风阳的包产到户。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不同意你就于不成。于是,决定9月份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那时候,农业部门的一些领导,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阻碍了机械化、水利化,思想很不通。我兼农委主任,农委里思想转过来的也不多。我就抓了个杜润生,他是邓子恢时代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实际经验多,也有理论水平,又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就请他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对文件作解释、说明。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张广友 韩钢《万里论农村改革》,载三农中国网站)

在1980年代早期,改革设计师们始终是少数,搬动了邓小平这样的大腕出面讲话,反对意见还是压不下去——“吵吵嚷嚷”,为了以少数人意志去压倒党内大多数,值得又开始念紧箍咒——通过竭力宣传浮夸风和饿死人的因果关系,威胁那些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反对分田到户的人;李锐等人实际上就是服务于这个需要,表面上是从事“非毛化事业”,但是在现实政治场域中间,是少数改革派威胁多数反改革派——是要形成对那些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们造反追究政治责任的潜在压力,以便农村改革顺风启航,通过攻击毛泽东,在实际上威胁王任重(此时是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和90%反对分田的省委书记(这些省委书记中间绝大多数在大跃进时期都曾经在省委书记任上干过,对浮夸风兴起和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为“浮夸风”需要与政治需要联系在一起,要作为少数强迫多数的政治紧箍咒来使用,所以,就需要扩大浮夸风的宣传效应。因为只是需要威胁高官改变政治态度,并不是真的要实事求是地追究责任,所以,宣传口径中间充满着政治机巧:首先是要把所有的责任挂在“极左路线”名下,把责任和因果逻辑搞乱,然后说是人祸,预留下追究政治责任的“张弓待发”态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大跃进概念的内涵重新定义为1958-1960年三年时间,而不是具体政策和战略,这样就能够方便地把三年时间内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应该由什么人负责的事情,都挂在大跃进的帐户下面,从而留下一个按照实际政治需要解脱多数人的空间;第三步就是掩盖并篡改数字来放大负面影响,从而轻而易举地预备好了一个舆论氛围: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罪魁祸首都罪该万死。这样的宣传就对那些对浮夸风有责任的省委书记们,形成极大的政治威慑力,造就这样一个态势:不管在任何时候只要小平同志愿意抛出谁,谁就很容易陷入万劫不复的处境中间,这极大地瓦解了反对分田的书记们的政治意志,确保反对意见全部被维持在“保留”状态。本来王任重是坚决反对分田的,但是他的浮夸风问题最为严重,现在面临着追究政治责任的危险,只好隐忍不发,离开副总理岗位去当政协副主席算了,这再一次证明了“打铁要靠自身硬”的道理。

根据这个政治需要,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动数据就被人为地做了手脚,1980年代初期发布的人口普查和统计局数字中间,因为数字修改时经过未经仔细校核,同一个系列的数据相互之间矛盾很大,导致增长率数字和年度人口数字无法吻合,这显然是某个奉命篡改数字的官员不认真工作、敷衍了事带来的恶果。按照许涤新的研究,关键差距在于人为地放大了1959年的人口数字,导致1961年之前的数字都不准确。当然,许教授不方便说这是中央某人授意的、同时跟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有什么关系,他把这个不合理的数字放大,盖在各地的“浮夸风干部”身上,认为这些干部出于显示大跃进政绩需要,不愿意承认1959年的粮食困难和人口减少。按照许教授他们的研究:“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一九六四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一九六○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一九六一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一九六四年普查资料计算,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一九六一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一九六四年普查资料回推,一九六一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一章第一节)

本来,在困难时期过后,中央办公厅曾经汇总过非正常死亡数字的,根据曾经在中办工作的同志介绍,这个数字在700-1000万之间。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是公安部掌握的三年时间内全国总的人口死亡数量,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纪登奎亲口问过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谢告诉他三年总共死亡人数2500万人(访问纪登奎的儿子纪坡民,2007年4月),如果考虑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十,则非正常死亡人数在500-600万人之间。因为不能很好地满足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所以,这两个有依据的数字都没有发布,而发布的却是那个许教授认定有明确疑问的数字。

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数字,59-61年的未能延续整个五十年代的下降趋势,有反常上升,若把当时的支持死亡率定在10‰,那么按照超出正常死亡率水平来简易计算,59年超出4.59‰,60年超出15.43‰,61年超出4.24‰,分别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非正常死亡人数59年302.91万,60年1037万,61年280.72万,合计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20万人。(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1页)如上所述,不管这个数字是否包含浮夸,只要是同一个系列人口数据,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都产生于年末人口数据形成之后,在年末人口数据、与死亡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数据之间,绝对不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形,因为后三个数据都是在第一个数据汇总之后,经过计算得出来的。但是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恰恰不能让这几个指标相互吻合,这只能说明相关数字已经经过“事后的”篡改,而改动数字时又没有进行仔细验算,才会出现相互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以1964年和1953年人口数据作为基准,按照统同一序列的增长率数据进行验算的结果看,官方改动数字是以1953年数据为基准进行的,从1955年数据开始修改公布数据,修改的方式是从1955—1959年逐年改大公布人口数据,使之逐步高出实际人口数据达到1200余万,然后从1960年开始逐步改小数字使之接近于实际人口,由于改动数据时未加仔细验算(当时没有谨慎地运用计算机进行系列取值),在进行较长时间段验算和反向验算时,验算数据和公布数据的差额惊人。这个验算结果,恰好可以跟公安部死亡数字吻合,而办公厅汇总的数据略大,这个差距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困难时期部分地区有外流人口难以精确估计,上报的死亡人口中间包括了部分外出逃荒人口数。

根据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相关数字的验算结果(单位:万人,增长率和死亡率数据:‰)

       统计局发布的三个数据      按照64年人口数回推   按照53年人口数上推
年份   死亡率 增长率 年末人口     计算人口   差额       计算人口   差额
1964   11.5    27.64  70449  (1953、1964年是人口普查年份,年末数据较准确)
1963   10.04   33.33  69172        68554.2   -617.8     69948.4    +776.4
1962   10.02   26.99  67295        66343.0   -952.0     67692.2    +397.2
1961   14.24    3.76  65859        64599.4   -1259.6    65913.2    +54.2
1960   25.43   -4.57  66207        64357.4   -1849.6    65666.3    -540.7
1959   15.59   10.19  67207        64652.9   -2554.1    65967.8    -1239.2
1958   11.98   17.24  65994        64000.7   -1993.3    65302.3    -691.7
1957   10.80   23.23  64653        62916.1   -1736.9    64195.6    -457.4
1956   11.40   20.50  62828        61487.7   -1340.3    62738.2    -89.8
1955   12.28   20.32  61465        60252.5   -1212.5    61477.9    +12.9
1954   13.18   24.79  60266        59052.6   -1213.4    60253.6    -12.4
1953   14.00   23.00  58796        57624.1   -1171.9


二〇〇八年八月四日


附文:

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关于大跃进部分的摘录)

附录:老田按,下面这个工作总结出自文革时权力贬值最大化时期,当时是全国各地省委书记们“最老实”的时候,文章的可信程度远远超出1980年代权力精英群体的权力价值急剧膨胀时期。相比较而言,高官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老实”,尤其是涉及到私利和个人小算盘的时候,就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在说到浮夸风这种明显违背常识、明显违背党性原则的根本性错误时,他就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解。

(载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

一九五五年春,湖北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有一股闹粮食的“风潮”,“户户谈统购,人人谈统销”,由于中央调进了××亿斤粮食,保证了春耕生产季节每人平均供给一斤大米,这是灾区群众感激不尽的。

一九五四年冬季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我们大力发展长年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也由一九五三年的七个发展到几千个。但是还不能满足贫下中农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许多明组暗社,即所谓“黑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砍合作社的歪风,使我们受到了影响;强调整顿巩固稳步发展,办社要上级批准,这都是右倾错误,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批判了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制定了发展合作社的阶级路线。这就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一九五五年秋季起,我们结合整党,批判右倾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在全省出现了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带头的合作化运动的大高潮,到年底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户数加入了初级社,接着由一九五四年以前办起来的初级社带头掀起了并社升级转高级社的运动。我们报告主席批准,站在运动前头,及时制定了“党对于高级社的政策”以及“若干政策问题的回答”。积极领导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并且及时纠正了刚刚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九五六年春节参加高级社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五六年冬季全省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高级社的户数,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地、富、反、坏入社不算社员的在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城市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作借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影响到农村,地富反坏乘机破坏合作社,有一部分富裕中农闹退社。在粉碎了城市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后,我们根据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关于夏季形势”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等英明指示,在农村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风整社——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展览,就是这一次搞出来的)。在社员群众中和干部、党团员中普遍进行回忆对比诉苦的阶级教育。举办了许多户(包括一部分中农)的对比展览(解放前后对比,合作化前后对比,诉单干的苦),同时狠狠鎮压了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这一次整风整社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团员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一九五七年我省农业生产又得到了一个大丰收。出现了一批高产典型,亩产千斤粮、百斤棉的社有了一批。因干旱粮食增产幅度不大,棉花和油料则增产幅度很大,棉花又增产了××万担,这两年合计比一九五五年将近增产一倍。粮食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五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油料增产百分之五十,猪增加一倍左右。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題基本解决之后,我党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它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走向一个新的高潮。一九五七年冬季我省广大农村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促进之下,首先在襄阳的光化县、均县出现了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的高潮。省委组织全省的县委书记去参观并召开现场会议,強调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大搞肥料,一个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在全省开展起来。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开端。人民日报登载了省委向中央写的襄阳地区大办水利的报告,人民日报用“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为标题,发表了评论,刊登了这个报告(报告是赵辛初同志起草的),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批转了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指出这是各级干部应当仿效的“又红又专的道路”。经过主席提高之后(我们原来只把他作为领导生产的方法:干部带头干,革新先试验),我们在全省推广了干部、技术人员、农民三结合种试验田的制度。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主席又把他推广到工业方面。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作为我们领导工、农业生产的基本方法。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是三年大跃进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我们在水利、工业、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现在农业生产比较稳定,而且能够战胜相当大的水旱灾荒的袭击,连年获得丰收,还是靠这三年大办水利打下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们的地方工业,所以能够生产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汽车以及各种加工设备,也是靠这三年大办工业打下的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就更加明显了。三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难以完全避免的。毛主席说:这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个认识过程。林彪同志说:这象练兵一样,消耗了一些弹药,但是我们学到了本领,这种学费是要出的。现在有的人在批判三年大跃进;又有的人在批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纠正错误时所采取的一些正确措施。这些同志都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而是脱离开当时的具体条件,主观片面的看问题。对于这五年工作的估计,有必要在全党经过辯论,统一认识,以便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鉴戒。

广大工农群众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层出不穷,大中学校学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与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都开始搞起来了。真是一派大好形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头脑发热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静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

事后看来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实际上我们是老老实实地说了“假话”,这是由于发热,头昏所造成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不信,请同志们想一下,当时哪个省不是向中央报告增产一倍以上呢?全国统计各省上报的粮食总产量是×××亿斤。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在武昌开的)经过打折扣正式在公报上写的产量是××××亿斤。(我省的×××亿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l/××)难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骗中央和主席吗?显然不是的。由此可见,当人的头脑发热,脫离实际的时候,会幼稚可笑到什么程度!由于估产高了,所以高征购。我并且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出“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的错误口号。

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58年11月)和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采取了一些改良办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办法,评工记分办法,承认差別照顾差別(穷队富队之间),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題。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价交換,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后,我们召开了六级干部大会(一部分小队长参加)批判了“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我们也初步检查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错误。当时主席在武昌,批转了我们恢复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并接见了到会干部,合了影,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

现在看来1957、1958两年的估产仍然是偏高的。1958年虽然犯了不少错误,又有部分地区遭受旱灾,秋收搞得很不及时,收的不细,浪费不少,但粮棉仍然是增产的(棉花产量比上年增加××万担)但是由于大办食堂,大搞各项建设,敞开肚皮吃饭的结果。59年春天,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农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粮,发生了一些浮肿病,并且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我到麻城新洲参加了五、六天劳动,亲眼看到农民面有菜色,生产情绪不高,我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主席指出:“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要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并在六月分带我到湖南,学习湖南按月发粮,安排生活的经验,并带我一同回到他的家乡即韶山(这就是我写韶山风光依旧那首诗的一次),一路上主席对我谈了许多问題,对我教育很大。

至于1958年许多基层单位,甚至一些县、区干部有意弄虛作假,也不可过分责备他们。毛主席在1959年写给生产小队和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中就指出这是因为上边“一吹、二压、三许愿造成的。”“主席还教导我们:“务虛名而受实祸”,“要留有余地”,这些话都是在碰了釘子,吃了苦头之后,我们才懂得的。


 ————————————



  分田功臣杜润生、吴象等人的同事回忆他们做人的光辉要点:
  
  按照李雪峰的说法,杜润生有时投机,他的口袋里常常装两个材料,遇见意见不同的领导同志,他都有与你意见相同的材料给你。杜润生在解放前曾经自首过,雪峰动员他自己去坦白,说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但是他有侥幸心理不肯主动坦白,最后人家找他当面对质,材料一摆开,没有办法了,他才承认。
  
  1970年代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我都参加了,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就调到农业部工作,担任副部长,还组织游行庆祝。在农业部工作的时候,我又出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倒是没有说过要全部包产到户,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要搞全面的包产到户,我保留意见,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包产的。杜润生曾经对我说,你挨批评是代人受过,万里本来是批评我的,因为你强调太厉害,他就转而批评你,何康投万里只所好,搞包产到户。这个时候林乎加是农业部长,一次开会的时候,吴象说包产到户是完善集体经济,我不同意吴象的说法,说包产到户只能说是瓦解集体经济,怎么能说是完善呢?万里绕到我的对面坐下说,吴象的话就是我的话。他们这些人说话完全不讲道理。
  
  杜润生原来是反对全部分田的,看到万里的态度他就屈服了,他转过来最积极地赞成分田,原来他是主张留下1/3以上的,哪怕留下1/4也好,能够有个相互比较。结果万里、胡耀邦、吴象他们搞到极端,他们搞得太绝对了,主要是胡耀邦和万里两个人,吴象不过是跟风摆。中间彭真曾经要我去当法律委员会主任,我向他建议过,说土地完全归个人不合适。我最后是在农业部副部长岗位上离休的,现在身体也不好了,曾经得过脑血栓,右手不方便了。
  
  后来胡乔木叫编一本《农业合作化》,杜润生是主编,我是副主编。他写文章纪念邓老,全面否定毛主席,我写了一片文章批评他,引用农村工作部办公厅主任任雷远的说法,说他是借题发挥,他恼了,说不干总编了。杜润生这个同志不好。我在红旗杂志工作的时候,陈伯达想叫我做一把手,有点拉帮结派的意思,我自己感到在文字上不如胡绳和邓力群他们,不愿意做头。邓力群这个同志不错,胡绳这个人很糟糕,《百年潮》就是胡绳他们搞的。
  
  胡乔木主持搞决议,很糟糕,主要是邓的问题。他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说成是特定含义,苏联和东欧都资本主义化了,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说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具有普遍性。搞市场对马列主义是个背叛。马宾马老说要重新搞文化大革命,条件恐怕不成熟,中国现在这个样子了,三中全会方向就错了,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从必要性上讲是应该的,但是没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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