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中外老照片精华荟萃 历史影像 环球博览 军事贴图......

 
 
 

日志

 
 

1964年:农业学大寨  

2017-04-10 16:17:12|  分类: 红色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1964年:农业学大寨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概述 
     “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它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开启了全国范围内持续16年的“农业学大寨”。以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郭凤莲等为代表的大寨人也随之名满神州。据统计,在16年间,海内外约有100万人来到大寨参观、学习。 
    1964年的中国农业,经过了大跃进带来的满天卫星,继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还经历了60年代初的调整。随着包产到户的倾向被再一次压制,毛泽东全力护航的人民公社制度得以保存,但仍旧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怎样克服公社制度下“吃大锅饭”对生产积极性的伤害?怎样尽可能地依靠农民自身而不是国家来发展农村?1964年3月底,毛泽东在他停靠在邯郸的专列上找到了答案。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的事迹。从大寨10多年来产量节节提高,到陈永贵带领大寨抗击1963年特大山洪的事迹,再到大寨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越听越有兴趣。 
    当听到大寨独创人人自评,又相差无几的“评工记分”法时,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提起了战争时期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几十万人过平均生活,不讲物质刺激,而靠革命精神激励而干得很好的故事。在“大跃进”之后,对于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平均主义,艰苦生产,政治挂帅,没有比大寨更好的范本了。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发出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大寨正式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走向全国。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经验”作了系统、全面的概括,他明确提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三点被称为大寨的“基本经验”,大寨其他的具体做法都被称为大寨的“具体经验”。推广“基本经验”,还是推广“具体经验”,此后一直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个斗争和争论的焦点。
    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自掏稿费邀请宾客的毛泽东指名要见陈永贵。毛泽东夸赞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还向在座的人介绍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三战狼窝掌”讲述的是大寨人奋战三年,将荒凉的大山沟改造成簸箕形的梯田。吃“冰碴饭”则是指在冰天雪地里,大寨农民筑坝造地不回家吃饭,由村里的妇女们做好送到沟里的热饭,由于路途遥远,送到时已冻上一层冰。
    农民和干部们都认识到,50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1965年9月,全国产生了50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就是在“农业学大寨”的风潮中开凿而成。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是那个年代乃至今天都脍炙人口的名言。创造这句口号的陈永贵作为大寨的火车头,也成就了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辉煌。穿着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在文革开始后一路“夺权”,成为山西省委领导,更在1969年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 
    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甚至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新的领导集体仍旧把农业学大寨作为农业工作的重点。经历了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不同政治时段而不倒的大寨红旗,得以屹立的不是“左”“右”的意识形态,而是计划体制与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1980年9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1月,中共中央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农业学大寨”就此终结。 
入选理由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和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独家专访 

知道啥叫“极左”,但不接受批评
——前大寨村书记谈农业学大寨
 
    高玉良1982年开始当村主任,1986年开始当书记,曾经是陈永贵之后大寨的主要领导。 
    口述:
    大寨曾全力支援国家 
    60年大寨修地,主要就是用小木车来运土、运石头,造农田。基本方法是内砌外垫,平整土地,加厚土层。1963年大洪灾过后,生活非常苦,村里面没东西吃,山上树叶都吃光了。 
    那时候整个国家都很困难,和苏联不再是兄弟关系,苏联还向我们逼债。大寨还要全力支援国家。 
    那会儿人们思想境界比现在要高,打出的粮食自己留一点,其余都给国家了。1949年,我们一共才年产10多万斤粮食,就有8万斤给了国家;1953年产量有20来万斤,18万斤给了国家。大寨只剩一点点,人们都饿得不行了。 
    1963年洪水之后,大寨地也没了,房子也冲走了,生活很困难。我们也因此有了动力,只有听党的话,才能建设新大寨。 
    1966到1967年,随着经济发展,村大队经济也壮大了。我们开始开荒拓地,使土地能够连片,小块土地变大快,用石头垒大坝。 
    1968年,大寨有了液压推土机,生产率提高不少。到了70年代,国家、大队的经济都在好转。那时候已经有了100马力的液压推土机。我们用定向爆破、挖土山的方法,造大平原,为后来的机械化打下了基础。 
    那时候,我们每年造一个沟,平一座山。到了1979年基本完成了人造大平原。大寨的土地由4700多块变为270块,这就大大适应了机械化。

 

【历史回眸】1964年:农业学大寨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高玉良手持当年的记录本


    大寨没有虚报亩产 
    大寨1949年时平均亩产是100斤,1953年是250斤,1963年上升到745斤,1973年是1026斤,1983年达到1200多斤。现在我们亩产是1400-1600斤。随着种子肥料的进步,亩产达到一吨多也是有可能的。 
    我一直搞农业技术,产量全都记在本子里。 
    1958年国家刮起了浮夸风,但是陈永贵并有浮夸。当时有领导动员他多报,被他拒绝了。就为这个,大寨先进单位的资格被勾掉了。直到后来国家整治浮夸风时,才知道大寨没有虚报产量。 
    1963年时毛主席搞起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我那时已经初中毕业,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从70年代开始在大寨搞农业科学实验。 
    当时中国农科院、山西农科院、晋中农科所、山西农大、昔阳农业科技推广站一同组织了大寨的农业科研小组,我任科研小组组长。 
    科研小组每年都要测产,测得的结果与大队报的只差2-5斤,所以我知道大寨一直都没有虚报。三中全会后有人批评大寨浮夸,但是这连中国农科院都不承认。 
    最多一天2万人来参观 
    70年代来大寨参观的人很多,最多时一天两万人。一般情况下,每天总得有个六七千人。他们都举着红旗,上面写着“学习大寨某某团”。 
    那时候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我们开社员会的时候,陈永贵就会给党员、团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每人发一个毛主席纪念章。后来外面人送的章多了起来,每个社员都能分得到。还有解放军来给我们送过锦旗。 
    那时来参观的人都不花我们的钱。白天我们在地里干活,他们就站在公路上远远的看,见不上我们面。等我们干完活回来吃饭时,他们就已经走了。一般只是领导接见来访的人,普通社员接触不上。 
    现在有人上山参观,我们还有收入,过去没那个经济头脑。 
    农业学大寨之后,我们村领导也到湖南、河南等地学习过。我1976和1977年曾经到北京周边门头沟、顺义、密云等地跑过。当时的感觉是,外界的人对农业生产的态度不像我们这么积极。他们地里满是草,而我们地里全是玉米。 
    他们学得不好,是因为没有因地制宜,需要改造的地方不改造,不需要改造的却改造,精神领会得很死。 
    那时候顺义的农业生产搞得好,虽然他们梯田没我们地块大,但是水利好,经营水平也高。 
    我还去过天津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典型村。那里虽然很平坦,是在大平原上种的水稻,但经营得不好,只看见草看不见水稻。这种情形也不难理解,主要由于人家和我们指导思想不一样,他们重工业轻农业。 
    就怕回到解放前 
    改革开放初期,我干村主任。那时候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土地下放,也是全国一起搞。但大寨很多人都受过去的旧风俗影响,不想分田,主要是怕回到旧社会。 
    因此,大寨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全国整整迟了两年,这还是村干部下了很大力气做工作才搞好的。我们那时候年轻,还比较容易接受。有些老同志就接受不了,都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南方土地又多又大,条件比我们好,我们全是山、沟,这种差距到现在也消除不掉。大寨好不容易造了大平原,搞机械化。土地下放后,改用牛耕种了。 
    现在大寨的耕地还都是个人的,郭凤莲书记回来后,重新搞了集体机械化耕种。 
    不接受对大寨的批判 
    三中全会后一直到1985年,来参观的人都很少,到了1985年后才开始逐年增加。也有很多外国友人来,他们就想来看看大寨到底怎么样。1986年山西省长还来了一回,参观之后,他称赞说,还是大寨的庄稼好。 
    这一时期,大寨冷清了。但并不是大寨领导的问题,这种情况和大寨没关系。那时候全国已经停止了农业学大寨,没有领导来看,我们这当然热不起来。 
    1979年,开始批判农业学大寨里的极左思潮。那时我们对此都有情绪,不接受批判。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提出的,又不是大寨人提的,再说举大寨红旗也都是上面的事。上面人举着大寨的牌子,搞政治目的,我们农民管不了,大寨村没这么大号召力。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和大寨没关系。“极左”是啥意思我们还是知道的,但就是想不通,认为你们错是你们的,与我们没有关系。

 

【历史回眸】1964年:农业学大寨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宋立英在签名售书


    宋立英:当时不知道什么叫“极左” 
    80岁的宋立英就像是大寨如今的形象代言人。她是大寨的第一位女党员、第一任妇女主席,也是迄今为止大寨村任职时间最长的村干部。这使她得以见证大寨从解放前的穷苦,到上世纪60、70年代红透全中国,直到80年代的落寞,90年代重新振作的全部历史过程。 
    宋立英家的商店是大寨唯一一家以名字命名的商店。宋立英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慕名而来的游客签名售书,每本书上写着同样的字“大寨留念—宋立英80岁”。 
    口述: 
    大寨是1945年解放的,我1946年就开始搞妇女工作了。这一年,我老伴入了党,我1947年也入党了。 
    我老伴贾进才是大寨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前任。 
    那时大寨特别穷,自然环境太差了。俗话都说是“山沟石头多,出门都上坡;地有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不是涝就是旱。大家为了吃饱肚子,只好拼命干活。我老伴那时候主要是打石头、开山,七沟八梁都是他带人干的,手都磨硬了。大寨纪录片里有他。 
    1953年,大寨开始建设初级社,开始修沟,搞了十年造地规划,社员们起早摸黑晚加班地拼命干活。50年代昔阳县已经有了农业、牧业、林业三个典型。那时候大寨其实已经出名了,是农业典型。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大寨才把沟修出来,终于能种庄稼了。不修的话,肚子肯定吃不饱。在这之后,大寨粮食产量就逐步在提高:刚解放的时候亩产才100多斤,达到了农业纲要;50年代就有200多斤,“过了黄河”;60年代大寨粮食产量达到了800斤,“过了长江”了。 
    刚开始搞建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男团结队和女团结队两个青年团结队,平时都在一起干活。陈永贵说,女同志太辛苦,晚上早点回去。但是郭凤莲不服气,她说,我们男女平等,男社员什么时候回,我们就什么时候回。社员们都称赞说姑娘们好像“铁妮”。后来大家又觉得铁妮不好听,干脆就叫铁姑娘队算了。 
    60年代全国各地都有人来大寨参观,还有很多外国人。参观的人都带着毛主席纪念章,见到我们也给我们带纪念章。多的时候一天能来上万人。那时也没有做生意的,吃的都是自己带,睡觉的时候到处找地方住,想想当时他们也挺受累的。大寨太小,来的人太多,坐都坐不下,他们只好转一圈就走。那时候大寨有个食堂,但也管不了他们吃饭。 
    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好多地方学大寨修梯田,连平原都学修梯田,这是不对的。我们修,是因为全是山,没办法。陈永贵因为这点还批评过别人。后来也有些平地的人来跟我们抱怨,说叫他们修梯田,但他们修不好。这些事情都是学大寨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的。 
    1965年,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朋友来大寨访问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是荒山秃岭。总理看到后说大寨应该造林,搞水土保持,于是陈永贵就去山东学林业。现在我们的山上全都是树了。 
    1979年,全国开始批农业学大寨是极左,我们都接受不了。我们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极左”。我们只知道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典型,毛主席都左了,我们能不左吗? 
    我看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到什么时候都有用。60年代大寨闹洪灾,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要国家的,全靠艰苦奋斗自己搞建设。就是现在学习科学发展观,也是要艰苦奋斗。 
    我家2000年开的小店,每天主要是来了客人陪陪照相,见见面。有客人买书我给签名,人多的时候一天签名20多本书,少的时候也有2、3本。


学大寨图集

  

【历史回眸】1964年:农业学大寨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十几年来,西铺大队广大贫下中农不断发扬“穷棒子”精神,战天斗地。这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社员们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号如,正在修建盘山渠道。

 

【历史回眸】1964年:农业学大寨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大亨生产大队的干部社员积极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坚决落实粮食生产的方针,今年早稻又获丰收,社员们肩挑粮食踊跃交售公粮。

  

【历史回眸】1964年:农业学大寨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昔阳县全面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后,农民们都把大寨当成了自己学习的榜样。这是全县社队干部在大寨召开现场会议,陈永贵向大会介绍经验。

 

【历史回眸】1964年:农业学大寨 - 沉默的麻雀 - 沉默的麻雀的博客

    部队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走“农业学大寨”道路,积极垦荒改田,兴修水利。图为:战士和贫下中农一起收摘苞米,与贫下中农分享丰收的喜悦。 


1964年中国经济数据 
    总人口:70499万人
    其中男:36142万人 女:34357万人 农业人口:57549万人 非农人口:12950万人 人口出生率:39.14‰ 死亡率:11.50‰ 人口自然增长率:27.64‰
    GDP(国内生产总值):1454.0亿元 
    其中第一产业:559.0亿元 第二产业:513.5亿元 第三产业:381.5亿元 人均GDP:208元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下降3.7%
    全国职工工资总额:263.7 亿元 
    其中国有单位:224.0亿元 集体单位:39.7亿元
    城乡储蓄存款余额:55.5亿元 
    其中定期存款:37.0亿元 活期存款:18.5亿元 
    财政收入:399.54亿元 
    其中各项税收:182.00亿元 企业收入:212.93亿元 其他收入:4.61亿元
    各项税收:182.00亿元 
    其中工商税收:145.28亿元 关税:4.38亿元 农业各税:25.89亿元 盐税:6.45亿元
    财政支出:393.79亿元 
    其中基本建设支出:123.83亿元 增拨企业流动资金:23.35亿元 教育支出:34.92亿元 农业支出:67.16亿元 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17.04亿元 科学研究支出:24.27亿元
    黄金储备:300万盎司
    外汇储备:2.36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97.5亿元
    其中出口:55.4亿元 进口:42.1亿元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144.12亿元 更新改造投资:21.77亿元 
    工业总产值:1164.0亿元 
    其中轻工业:44.3%,重工业:55.7%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720亿元 
    粮食产量:18750吨 棉花产量:166.3万吨 油料产量:336.8万吨 猪年底:15247万头 羊年底:13669万只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8.2亿元 
    其中国有单位:338.8亿元 集体单位:272.9亿元 个体:12.2亿元 其他:14.3亿元 
    
运输
    铁路:3.53万公里 公路:47.92万公里 客运量:94300万人 货运量:104320万吨  
大寨村的历次神话 
    大寨,一个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曾名扬世界长达20年之久。 
    20世纪60年代起,“农业学大寨”的标语曾遍布大江南北,“大寨红花遍地开”的歌声曾响彻长城内外。 
    大寨,一时成为中国农村的希望与象征。 
    那么,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山村是如何成为名噪天下的样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是如何兴起的?这片大山里的黄土梁子究竟给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留下了怎样的记忆?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1964年3月,北方大地春色初萌,一列火车行驶在华北平原,那是毛泽东出巡的专列。 
    3月23日,火车停靠邯郸站。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在火车上,陶鲁笳向毛泽东介绍了大寨,这个只有360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荒沟秃山上造田,从1953年到1962年的10年间,除了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提供商品粮100多万公斤,平均每户1500多公斤。而且以陈永贵为支部书记的大队干部队伍,坚持参加劳动每年不少于300天。 
    毛泽东听了汇报,说:“是啊,我在报上见过文章呀,但是没细看。”陶鲁笳有备而来,随即拿出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和汇报材料。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毛泽东问陶鲁笳。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条,写上“陈永贵”三个字,递给主席:“不识字,这些年扫盲,才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呀。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陶鲁笳的“邯郸汇报”为一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单位与共和国最高领导者做了重要牵线,为大寨走向全国做了重要铺垫。 
    大寨,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小山村,“新中国成立前,大寨家家住的是破土窑,吃的是糠菜粮。全村不到60户人家,有9户吃不上饭出门逃荒,有4户灭门绝户。就是地主家里,也只是吃玉茭面,还没有多余的。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今年80岁的宋立英对记者说。这位陈永贵时代的大寨村妇女主任,依然精神矍铄。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业一直是窘迫和尴尬的,大自然给予这个农耕大国的土地瘠薄荒凉,在北方,不要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是坡洼起伏、高低不平。大寨可谓这种状况的典型代表,相传大寨是宋代打仗时安营扎寨之地,大寨所在的虎头山山坡上是一条条深深浅浅、宽宽窄窄的山沟;沟沟相连的是一道道高高低低、长长短短的山梁。山坡上到处是石头,一块块巴掌大的土地不是挂在山梁上就是挤在沟边边,七零八落分成4700块散布在一面坡上。 
    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他的总统杜鲁门写信说:“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艾奇逊这个断言暗含着对即将登上执政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藐视。 
    战争的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使新生的共和国对粮食的需求变得异常迫切。 
    1952年,陈永贵36岁。经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贾进才三次让贤,担任了大寨村党支部书记。这个山里汉子体壮如牛,却目不识丁。他不知道艾奇逊是谁,但他知道自己家因为没有饭吃已经先后饿死了四口人。 
    “有什么办法让这穷山沟多打点粮食?”陈永贵天天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转悠。 
    要粮食就要有土地,可大寨的土地在哪里? 
    大寨村中央有一棵老态龙钟的大柳树,“小时候,折柳枝扭笛子吹的时候,它就碗口粗了。”80岁的宋立英也不知道它多少岁了。 
    盛夏,大树柔须垂拂,冠若云盖,浓荫之下,是村人的饭场,男女老少端一碗小米䅟䅟(大寨一种特有的稠粥)蹲在树下吃饭,曾是村里一景。大柳树下,也是村里人议事的会场。 
    转遍了七沟八梁的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合计了许久,在大柳树下宣布了一个宏大的规划:十年造地。 
    治坡修地,“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辈子不行,还有子孙!”大柳树下的陈永贵颇有愚公移山的气概。 
    
为5亩地敲锣打鼓 
    大寨人所谓的造地,就是后来说的农田基本建设。 
    第一仗选定白驼沟。白驼沟500多米长,十几米宽,怪石嶙峋,荆棘密布。陈永贵与支部一班人仔细察看了地形,研究作战方案:总共要垒24道堤坝,采用“大兵团”作战方法。大寨人所谓的“大兵团”什么概念?全村男劳力加在一起只有58人。 
    村里老人疑惑不解:祖祖辈辈都是靠天吃饭,千百年来这沟就这个模样,现在要把白驼沟变个样,它服管吗? 
    1953年冬,数九寒天,白驼沟北风凛冽,大雪飘飞。 
    “70多岁的老汉都上了阵。”回忆当年情景,宋立英说。 
    “老汉的胡子都冻成硬邦邦的缕儿了,一早在家吃完饭,上山,中午妇女把家家户户的饭集中起来担上来,玉茭糊糊都成了冰坨坨。”当年参加这第一役的大寨村民贾承联说。 
    没有炸药,没有机械,只有几近原始的镢头、铁锨、钢钎、大锤。把怪石移开,把荆条除根,修平荒地。砸下的石头和铲下的土填在沟里,再垒上一层层石坝,形成一片片阶梯形的土“台子”,这就是著名的大寨梯田。 
    58条汉子,齐心合力,起早贪黑,原计划两个月的工程,只用了48天。全村投工1500多个,修筑了24道堤坝。完工后量了量,得地5亩! 
    虽然只得了5亩好地,却十分鼓舞人心,这毕竟是大寨人向穷山恶水要来的第一片土地。 
    完工当夜,落尽树叶的大柳树下,全村人敲锣打鼓,欢庆胜利,赞扬党支部领导有方。陈永贵说:“还是毛主席说的好,组织起来力量大。”从此,白驼沟改名合作沟。 
    一年后的冬天,大寨这个58人的“大军团”挺进后底沟,这一次筑起了25道石坎,获得了25亩好地;第二年早春,雪还没有融化,他们又在小背峪沟造了8亩好地。到1955年冬天,零零散散的几条沟变成了能打粮食的梯田了,转过年来,大寨迎来造地后的第一个丰收年,粮食亩产达到了349斤。大寨走在了全县的前列,成为昔阳县走合作化道路的先进典型,陈永贵因此受到了昔阳县的表彰。 
    1955年,国家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要开荒3868万亩。这年年底,大寨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主要生产资料归社,陈永贵和支部一班人认为这种办法有利于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治山改土。 
    一个更大的“作战计划”呼之欲出。 
    三战狼窝掌 
    这个“作战计划”就是大寨故事中的华彩乐章——治理狼窝掌。 
    狼窝掌沟一千五六百米长、十三四米宽,落差200多米。山高坡陡、地形险恶、乱石遍地、荒草没腰、野狼乱窜、洪灾不断,给大寨人造成的灾难最大;然而因为它面积大,如果能够改造出来,给大寨提供的粮田也将会最多。 
    1956年冬天,大寨“军团”用镢头、扁担、荆条筐,劈山开石、担土造田。一个冬天下来,填了几万立方米土石,垒起了38道大坝,造出来20亩好地。 
    世世代代造孽的狼窝掌沟在他们手中居然变成了梯田,一些老人甚至坐在田埂上哭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梯田! 
    春天到了,狼窝掌开天辟地被播种了庄稼,大寨人惊喜地看着种子慢慢地出芽,期待着狼窝掌上的第一次丰收! 
    天有不测风云,盛夏,一场瓢泼大雨冲掉了一切。狼窝掌的梯田荡然无存,“千日打柴一火烧,一冬辛苦一水漂”! 大寨人傻了。 
    “干,还有奔头,不干,那才叫白忙活了。”在大柳树下,陈永贵召开社员大会,征求大家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更像战场上的司令官下达命令:“不同意继续干的举手!”又有谁会举手呢,二战狼窝掌的决定就这样通过了。 
    这次大家总结教训,把石坝地基挖到1.5米,把第一层的坝身垒成4层,石头挑大的用。钢钎大锤开石,扁担铁索运石。整整三个月,倒下的坝又立了起来。春天,布谷鸟在山后叫的时候,狼窝掌又现生机,播种、施肥,精耕细作。转眼间,又是一片葱茏。 
    又到夏天,阴云又起。人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半夜里的一声霹雳把陈永贵从炕上惊醒,他点亮马灯,提了把铁锨就出了门,直奔狼窝掌。 
    大雨如注。陈永贵跌跌撞撞上到山梁,狼窝掌已是翻江倒海,山洪像无数怪兽,横冲直撞,摧枯拉朽般地冲击着道道防线,转眼间,38道堤坝全部垮塌,所有田地化为乌有。 
    陈永贵挺不住了,躺在炕头上跟得了大病一样。时任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推开老陈家窑洞的门:“你给我起来,万里长征那么艰苦都走过来了,修的坝冲了,这算什么!”这话如同灵丹妙药,话音未落,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张书记,我还要接着干!”
    “狼窝掌还要来第三次!”大柳树下,陈永贵掷地有声。没有人异议,大寨人的倔劲儿跟他们的领头人一样。 
    这次,大寨人从自己住的窑洞、烧砖的窑和过河的石桥上找到了灵感,半圆形的窑门历经风雨不塌,奥妙全在这里:拱形建筑压力越大越坚固,例如著名的赵州桥。 
    “拱形坝、滴水坑,石灰灌缝,下来的水一扑,就分到了两边,压力就小了,再满了就下到底下的坑,跌下坑的水就像摔了一个跤,再爬起来就没多大劲了,压力就小了。”70岁才会写自己名字的宋立英,用最通俗的语言给记者解释了三战狼窝掌的战术要领。 
    大雪飘飞的时候,三战狼窝掌的战斗打响了。开工那天,全村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 
    这次是玩命了!石坝除了垒成拱形,地基要5米深,根基要7层到8层,大石块间的缝隙用石子填充,灰浆灌注。 
    前两次把附近的石头几乎用光了,开石运石成了整个工程的关键。贾进才担负起最为艰苦的开山凿石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家什上了山,严酷的寒风把他磨砺得像铁板一样的双手双脚冻裂了,渗出的血染到了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汗水血水在石头上和成泥,冻成冰。社员们见了,十分感动,说:“老贾,你是我们大寨的老英雄、大功臣!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要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却笑着说:“狼窝掌里这20多条大坝,哪条坝没有我打的石头?不都是我的碑,还用再立?”
    计划一个月的工程,只用了20天。32条大坝,最高的大坝垒到9米,灌浆用的石灰用去3万公斤。狼窝掌,这条最凶暴的山沟到底被制服了!第三次治理狼窝掌的工程建成后,经受住了几十年来几十次洪水,其中包括1963年那场百年不遇的特大山洪的考验。 
    站在虎头山上看,由于退耕还林,狼窝掌沟郁郁葱葱,山沟被30多条大石坝拦腰裹住,一片片梯田把山沟装点得错落有致。现在的狼窝掌已是大寨旅游的重要景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仅仅这一条沟所生产的玉米,就够大寨村全年的口粮。 
    从1953年到1962年,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大寨人劈山填沟,重新安排山河,在7条山沟里垒起了总长7.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把4700多块地修成了2900块,还新增加了80多亩好地。平均亩产从65公斤上升到385公斤,有的梯田的亩产量竟然超过500公斤,这个产量甚至比当时江南一些地区的产量还要高。在中国农业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寨不仅没有人挨饿,反而每人向国家上交余粮400多公斤。 
    毛泽东从大寨看到了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曙光。 
    红透三晋大地 
    10年造地,让大寨声名远播。 
    原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曾在大寨蹲点三年的孔令贤向记者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大寨所谓的老少组、好汉组闹得沸沸扬扬时,在昔阳县却并不出名。1952年试办初级社时,县委圈定的名单中也没有大寨。在昔阳,大寨最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其建社以来粮食连年增产和推广农业新技术、干部参加劳动等经验。从1956年起,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连续出现在昔阳县出席全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集体、积极分子的名单中。 
    1959年,陈永贵被树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标兵,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典;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召开整风整社现场会,初步总结了大寨精神。出道较晚的大寨同抗战时业已出名的老典型白羊峪、刀把口并驾齐驱,称为“昔阳三枝花”。 
    晋中地委上报的《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引起了山西省委高度重视。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农村所有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6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 
    1963年3月,山西省召开全省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再次号召向大寨和陈永贵学习,要求把大寨“当作全省农业战线上一面红旗”。 
    不久,《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7月1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又红又专》的社论。社论指出,农村党支部书记,“要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都走在最前线,成为最积极的分子,成为政治上的旗手,再进一步,还要成为生产能手,成为劳动模范”。而陈永贵正是这样的典型,其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 
    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在农业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和支部书记陈永贵》,文章指出:陈永贵是干部参加劳动的典范,这篇文章为大寨红旗的升起做了重要的铺垫。
    
“三不要”和“三不少”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在农业阵地上》的同时,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袭向虎头山。 
    1963年8月2日,倾盆大雨浇向大寨,浇向昔阳,一直持续到8日。 
    “没见过这么大的雨,7天7夜。窑洞前那条大沟满了。”宋立英说。 
    陈永贵是8月1日离开的村子,参加昔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2日大雨来袭,会上的陈永贵如热锅蚂蚁。好容易挨到8日大雨初停,县气象站传出雨情:从8月2日到8日,全县平均降雨590毫米,是去年全年的雨量,百年不遇。全县受灾严重。 
    8日下午人代会结束,陈永贵急匆匆赶到松溪河边,只见浑黄的河水满畔彻岸,咆哮着打着漩涡急速奔下,已没有了道路。他低着头急速溯河而上,步行十几里,找了一处河面宽阔、水流稍缓的地方强渡。 
    两年前已任大队长的贾来恒、党支部副书记梁便良和党支部委员贾承让支撑着大寨。连日来,支部一班人就没有一个休息过,党团员、民兵、青年组成抢险队满村巡查,排险救援。 
    雨停那天,贾来恒、梁便良、贾承让巡山转村走了一圈,回到大队办公室,一个个如霜打的庄稼,低头叹气: 
    全村709亩土地,140亩地基被冲毁,40亩上塌下淤禾苗皆无,200亩庄稼倒伏于泥水中; 
    80户社员,78户塌房。145眼窑洞全部塌毁的113眼。126间房屋,倒塌78间; 
    淤没粮食11787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公斤…… 
    陈永贵回到村时,天色已晚。大队办公室一片静寂,死气沉沉。 
    “那次会我也参加了,贾承让先说了受灾的情况,陈永贵就问,‘人怎么样?’听说人没有伤亡,老陈说,人没事就好,只要人还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还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洪水冲走了一个破烂的大寨,咱们再用自己的双手建一个新大寨。”宋立英回忆。 
    首先得安置群众,“1961年,大队曾建了4间大房子,现在派上了用场,全村男女老少三四百口人集中住在一起,秸秆打成地铺睡人,大柳树下支起几口大柴锅做饭。”现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说。 
    吃住暂时解决了,当务之急是地里的活,整修毁坏的堤坝,扶起倒下的庄稼。200多亩玉茭、谷子东倒西歪,有的成片被污泥深深淤埋,如果尽早扶起来,加大追肥和田间管理力度,支部估计,粮食亩产量不会少于去年。 
    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的工作量大得惊人,白天在山上修地,晚上回到村里盖房。男人们筑坝,妇女和孩子把一棵棵庄稼扶起来,站不稳的就几棵捆在一起,互相支撑,孩子们把这叫做“组织起来”。 
    此时的大寨在昔阳、在晋中、甚至在整个山西早已声名远播,大寨遭了灾,牵动着各界人士的心。要给予支援的信函、电话不断。 
    要不要外援?陈永贵来到贾进才家,多年来,老陈遇到难以决定的事,一定找这位老哥哥商议。老贾也知道陈永贵心理。两杆烟袋烧了半宿,“自己能干的事还是自己干吧。”老贾这话更坚定了老陈不要外援的想法。 
    先是县里来电话说,给大寨拨了一笔医疗费,“人没有伤亡,要什么医疗费!”大寨人挡回了第一笔外援。 
    随后,一辆满载苇席、棉衣、被褥的大马车驶到村口,这是昔阳县机关干部捐献的,“全昔阳都遭了灾,还有更需要的村子,拉回去吧。”大寨党支部挡回了第二批物资。 
    接着,县里专门拨出1000元救济款给大寨。支部决定,退回! 
    党支部对全体社员宣布:“大灾之年,我们不要救济物资,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还要做到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国家公粮不少。”
    陈永贵说:“有我们一把镢头两只手,一根扁担俩箩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一定能战胜穷山恶水,一定能战胜自然灾害。”
    “三不要”做到了,“三不少”呢?未及秋罢,老陈就让贾承让和赵素恒核实农业数字。 
    据赵素恒报告,1963年大寨有收成土地564亩,粮食总产21万公斤,仅比拥有712亩粮田的上年少产6.6万公斤,亩产372.5公斤,同去年接近;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口粮200公斤,皆达去年水平。与此同时,一排排新窑洞、新房屋也立了起来。 
    1963年11月,昔阳县委和山西省委先后发文肯定大寨抗洪壮举,号召向大寨学习。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名为《大寨大队受灾严重红旗不倒》的报道,高度赞扬了大寨人所取得的不同凡响的成绩。 
   
 从“大庆”到“大寨”
    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始终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立国之本。大寨人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坚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无疑契合了毛泽东大力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与大寨几乎同时,工业战线也出现了另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大庆。 
    同是1963年,东北松嫩平原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国自主勘探开发的特大油田——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 
    从1960年5月开始,石油工业部集中全国石油行业4万多职工,来到茫茫大草原进行石油会战。干打垒住宿,草籽野菜补粮食不足,肩扛背驮设备,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到1963年底,经历三年多会战,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并锻炼培养出一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 
    其时,正值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之时。在此形势下,要鼓舞和引导人们在困难时期加强党的领导,团结依靠群众,振奋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共渡难关,迫切需要榜样和典范。而大庆和大寨,正是在这时候“横空出世”。 
    1964年1月,水利部召开全国水利会议,传达学习大庆经验。会议期间,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希望在水利战线上也树立一个大庆一样的典型,参会的山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高进财便推荐了大寨。钱正英听了,十分满意,邀请陈永贵在会上介绍经验。 
    陈永贵由昔阳县委办公室的李锦荣陪同进京,向与会的300多名代表介绍了大寨自力更生战胜特大洪灾的经验,不用讲稿,口若悬河,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博得满堂喝彩。 
    此时北京市正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听说山西省出了个大庆式的典型,而这个典型的代表人正在北京,决定请他在大会上做报告。 
    1964年1月19日,北京市委和农业部、农垦部、粮食部、农机部、石油部等各中央单位的干部,同参加北京市六级干部会议的农、林、水及郊区公社、农场负责人等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听取陈永贵的报告。会议主持者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极其热忱地欢迎陈永贵的到来。 
    这位身穿黑棉袄、头扎白毛巾的太行山农民,登上庄严肃穆的大会堂讲坛,用一口浓重的昔阳方言从容不迫地讲了三个小时,以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大寨之路,给刚走出三年困难阴霾、渴望实实在在发展的人们以巨大的感染和鼓舞。 
    中共北京市委印发了陈永贵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号召北京郊区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向大寨人学习,在北京地区掀起一个“学大寨志,长大寨风,走大寨路,建大寨田”的宣传热潮。 
    5天后,《北京日报》以一个半版的篇幅,冠以《大寨——我们的一个好榜样》通栏标题,详细介绍了大寨经验。 
    大寨和陈永贵,一时成为京城街谈巷议的话题。 
    陈永贵在大会堂的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实况录音,在陈永贵尚未离京时便播出了,那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连同会场上的热烈掌声,飞越千山万水,传遍神州大地。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这篇生动而耐读的通讯,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人民日报》为《大寨之路》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社论说,大寨人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那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全国 “农业学大寨”
    1964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农业部部长廖鲁言率领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以及晋中地委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结束考察后,廖鲁言一行向党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 
    这年5月10日,毛泽东在公开场合第一次提到了大寨。那是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毛泽东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一个月后,已看过廖鲁言调查报告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中再次谈到了大寨,他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显然,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是立国之本的毛泽东已决定要树立大寨作为全国农村的典型。 
    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 
    不过,尽管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把大寨树为典型,但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正式提出是1966年8月12日。这天,经毛泽东同意,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公报中第一次向全国发出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从此,“农业学大寨”这一口号传遍神州大地。 
    大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最多的时候,一年有206万人拥入大寨,平均每天都有5000人登上虎头山。 
    随后,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北遵化的沙石峪大队、河南的林县等等。到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之时,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总数的31.2%。 
    持续15年的学大寨运动,对中国现代农业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1964年至1978年,历时十几年时间,中央关于加强农业发展的一系列决议和举措都是在“农业学大寨”的总体部署中实施的。不可否认的是,即便中间经历了动乱时期,但中国的农业发展、农业基本建设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当时,兴修水利成为全国各地“农业学大寨”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规模和投入不断扩大,并逐步产生了效果。到1977年,全国各地共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建水库七万多座;到1978年,全国农田灌溉面积达八亿亩,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60%。

全国农业学大寨典型事迹 
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提到大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样,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告了大寨红旗的升起。 
    当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北遵化的沙石峪大队、河南的林县等等。到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之时,全国已有学大寨先进县(市)316个,占全国县(市)的13.4%;已有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400斤)的县(市)725个,占总数的31.2%。  
    有些公社学习了大寨大队不依赖国家支援、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高尚风格以后,提出“不坐等机械、化肥,不坐等国家贷款,不坐等成套经验,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平谷县熊耳寨公社北土门大队原计划依靠国家修建一条2公里长的马路运输果品,现在决定由社员自己动手修建,不向国家要钱。
    丰台区黄土岗人民公社。黄土岗白盆窑大队,沙岗地很多,学习大寨以后,决心不用国家一文钱,依靠自己双手,苦干几年,把所有沙地改造成良田。1964年入春以来,这个大队每天出动150多人,冒着寒风, 推运黄土,改良沙荒。朝阳区东北部受到严重涝灾的一些公社,也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组织了上千名社员,开始大规模平整土地,扩大水田,争取在1964年弥补上一年受灾的损失。北京郊区一些公社生产队在深入学习大寨经验和精神的同时,还针对学习中发现的问题,制定进一步学大寨、赶大寨的具体计划。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所在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1964年获得了好年景,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加了3成,亩产量达到了300公斤,林业、畜牧业、副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但他们在取得好收成以后,马上就在全体干部和社员中间开展了一个“打了胜仗找差距”的讨论。他们跟大寨比产量,比干劲,比对国家的贡献。一比,大伙吓了一跳。发现他们比大寨还有很大的差距。总结了一下,找出了8条差距,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不如大寨好。他们认识到,去年的生产成绩虽然不小,可是一点也不能自满。一自满,就会走下坡路。 
    四川省新繁县新民公社。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四川省新繁县新民公社的罗世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候,听了陈永贵的发言,立刻写信给自己的公社,要求大家学习大寨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社员黄德永在学习中说:“人家大寨硬是在冰天雪地里搬大石头,人家那么大的困难都不怕,我们这里只落一点霜,挑几挑泥巴算不了什么。”一大队二队有个老农民亢良五,起初不信低产田能改造。人家改土,他站在一边看,看着看着,他的思想也改变了,也摸起扁担,下田干起来。 
    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公社。安平县南王庄公社南王庄大队大队长王玉坤,1964年12月来到首都参加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听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学习了大寨精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很大的鼓舞,脑筋大大地开了窍。 
    1964年,王玉坤领导的南王庄大队虽然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但是总结起来,王玉坤认为生产上毛病不少。由于前一年夏季遭受涝灾,使粮食和棉花这两项主要作物都减了产。由此,王玉坤想到1963年到大寨参观的情形,对比一下,更觉得自己生产中有很多方面要加以改进。王玉坤说,大寨是个穷山沟,我们大队的条件要比他们好得多。他们决定在新的一年里,要学着大寨的样子,一定好好干,做出成绩来。
    他们决定要大抓平整土地和积肥两件事,要把村里所有高低不平的地都填平,这是防止地涝的重要一条。王玉坤说,填平土地,社员们倒不反对,但怎么个填法,用什么工具填,大家的意见却不一致。有人主张用推土机推土填地,说是用起来痛快,填得又快又平,还节省很多劳动力。王玉坤和他们算了一笔账:用推土机费用较大,如果买些小推车,每辆不到40元,除了推土填地外,平时还可用来积肥,用处大,又省钱。王玉坤说:“我参加这次会议,更觉得勤俭办社很重要,我回去一定要发动群众,用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把队里的地平整好。”
    湟源县和平公社小高陵村。在青海省日月山下,青藏路旁,有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湟源县和平公社小高陵村。这个村有汉、藏、回三个民族,217户人家,1300多口人。他们的6000多亩耕地,90%是旱地。这里海拔2700至3100米,农作物生长期只有90至120天,没有绝对无霜期,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度左右。解放前,这里山穷、地穷、人穷,许多土地“树不长,牛不站”。 
    1949年青海解放。1953年,小高陵人开始植树造林。那时,人们想得不远,只希望有些烧饭煨炕的燃料,有些生活用材。1956年,农业集体化把各族农民联结在一起,改天换地的斗争从此全面展开。
    小高陵人改天换地靠的是自力更生。他们说:自力更生激发起来的革命精神最旺盛;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经验最顶用;自力更生培养的人才最有本领;自力更生办起的事情最巩固;自力更生能使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也能减轻国家负担,等于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 
    帕里学大寨。在喜马拉雅山主脉冰峰雪岭之间,在海拔4200米的雪域高原上,有一个叫帕里的地方。这里自古不产粮食,过去人们只在帕里种马草,吃粮完全靠外地供应。1960年,帕里人在历来不长庄稼的喜马拉雅山台地上试种青稞,获得了成功。这是西藏从来没有的奇迹。但帕里人并不因此而自满。1964年他们组织了一些互助组和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受到很大的启发。他们说,平时看不出松柏的硬劲儿,要看松柏的硬劲儿,需要在严寒的冬天。帕里人一定要学大寨,做雪山上的松柏,创造出更大的成绩。1965年他们扩大了青稞试种面积,尽管遇到了5场酷霜,在庄稼扬花吐穗时节又遇到早雪,2000多克(克相当亩)土地,仍然产了10多万公斤粮食。至此,当地需要的口粮一大部分已经可以自给,有不少户的口粮还自给有余。 
    河南省林县,原来是一个“光坡秃山头,沙石枯河沟”的穷地方。从农业合作化时起,他们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引漳入林,重新安排全县河山,逢山凿洞,遇沟架桥,走陡坡,过高崖,穿过50多处悬崖绝壁,闯过130多个山头,凿通了42个山洞,在太行山腰挖出了长达71公里的山间渠道,使一向缺水的山区土地得到了灌溉。1964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200公斤,林、牧、副业也有很大发展。 
    1960年2月,河南省林县开始动工修建“引漳入林”工程,1960年3月10日工程正式命名为“红旗渠”,1965年4月5日总干渠通水(长70.6公里),1966年4月3条干渠同时竣工(总长98.2公里),1969年7月完成干、支、斗渠配套建设(干渠、分干渠10条,总长304.1公里;支渠51条,总长524.1公里;斗渠290条,总长697.3公里;农渠4281条,总长2488公里)。经过10年艰苦奋战,基本形成以红旗渠为主体的灌溉体系,灌区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4万亩。红旗渠现为中国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成为了林州市的主要象征。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当铺地大队,1949年以前是一个几乎被风沙吞没的地方。他们从50年代初开始,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斗,营造了林带和片林以防风固沙,修渠引洪淤灌以压沙,并用人力、水力和风力搬掉几百个沙丘,大大减轻了狂风和“沙龙”的为害。1964年学大寨运动中,他们又将2500亩耕地打上地埂,把大水漫灌改进为畦田浇灌,粮食亩产提高到179公斤,比1949年增长了5倍。大牲畜由1950年的47头发展到240头。 
    湖南岳阳毛田区。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岳阳县毛田区曾经几度成为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的大典型。
    最初的毛田区包括四个公社,六万多人,自然条件很差,到处是荒山秃岭,水士流失严重,全区50000亩耕地,分布在8000多个山头和5000余条沟壑中,而且都是冷浸田、重沙田,粮食产量很低。当地称之为:“山是剥皮山,水是祸它水,田是沙丘田,土是黄泥土”。但是这里的干部和群众以大寨为榜样,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治山、治水、治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很快征服了这里的穷山恶水,使山区面貌得到迅速改观。
    福建省连江县东升渔业大队,300多户渔民,从1955年起,依靠集体力量,艰苦奋斗十年,走出了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他们厉行节约,积累资金,建造大渔船,安装机帆船,使渔业生产跨出闽江口,远航到浙江渔场。1964年,全大队实现了渔船机帆化,生产好似跨上“千里马”,当年捕鱼500多万公斤,比1958年以前翻了两番多,全大队积累起100多万元的财富。这个大队50年代初常年住“连家船”的贫困渔民,逐步富裕起来,在岸上盖起了一排排新楼房。
    山东省黄县下丁家村。当时在全国确实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热火朝天的学大寨运动,各地涌现出许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寨”。在北方的如山东省黄县大吕家公社的下丁家村,十几年来年复一年地苦干,劈山造田,在石山区凭人力修垫了大量的平整、块大和土层深厚的耕地,并且实现了水利化,从而把一个产量很低、生活很苦的地方,变成了产量高、生活富裕的农村。
    广东省四会县芙蓉村。在南方的如广东省四会县清塘公社的芙蓉村,苦战7年开挖了20多条排水沟渠,引出了田里的冷泉和铁锈水,把总产量极低的烂泥田变成了高产田。他们还用植树造林、建筑沙坝谷坊、挖环山沟等等办法,治理了日益崩坍的红土丘陵。这些先进的生产单位,像大寨一样都是些集体的“愚公”。它们都处在生产条件较差的山区,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多年来自力更生地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治山治水和农田建设,把过去的穷山恶水变成了青山绿水,把穷困的山区变成了农林牧三业繁荣的山区,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在党中央的大力倡导下,学大寨运动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当时,县县有大寨,国营农、林、牧生产单位也有大寨;山区有,平原也有;干旱的沙漠地区有,低湿易涝的盐碱地区也有。新疆、内蒙古出现了自力更生改造沙荒干旱面貌的大寨式的先进生产单位。江苏盐城专区和山区临沂专区出现了自力更生改造低湿盐碱面貌的大寨式先进生产单位。这样的先进生产单位也不仅是社队,还有一些县或者一大片地区,发挥自力更生为主的精神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如河北遵化县、河南林县、江苏启东县、江西余江县、山东临沂专区、北京和上海市郊区、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四川温江专区等等就是。
    从全国农业总产值来看,1964年、1965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3.5%和8.1%。1965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到589.6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超出1957年536.7亿元的9.9%。在农业内部,农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都有了幅度不等的恢复或发展。 




  评论这张
 
阅读(170)| 评论(5)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