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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丑牛:大山里的土家汉子感动着世界——悼念“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2017-04-12 22:03:52|  分类: 红色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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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里的土家汉子感动着世界

  ——悼念“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

  丑  牛

  国际上无论左、中、右人士,无论懂医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会发亮。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Barefoot  doctors”(赤脚医生)这是现代英语中出现的一个新词组,来自中国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赤脚医生”运动。这个新词立即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文字迅速普及,因为它解开了人类医疗卫生史上的一道难题。

  把“赤脚医生”运动推向世界的是川鄂交界的大巴山深处的土家族青年乡医覃祥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把“赤脚医生”运动与“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实现了山里人祖祖辈辈的梦想:看病吃药不花钱。

       他的这个创举,得到党组织的支持和人民的拥护,短短一年时间,“合作医疗”运动就普及了整个“乐园人民公社”,并向全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铺开。1968年12月1日,毛主席批示,将乐园公社的报告《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在《人民日报》头版上通栏发表。“合作医疗”运动,又立即普及到全中国,并引起了全世界医疗卫生界的广泛关注。1976年,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就登上了世界医疗卫生界的讲坛。当年九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年会上,三十三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和官员,听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作主题报告,接着又请他作咨询答问。会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邀请他到农村指导医疗卫生工作。

  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十年间,地处大山深处,海拔1500米的乐园公社杜家村(合作医疗第一村)踊来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朝圣”者,先后有五万多人。那时,杜家村和外界没有公路交通,人们带着干粮、爬山涉水地来“取经”。国内外的新闻报道中,把这个“赤脚医生”尊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旋即,覃祥官被任命为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并被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对这些花环和荣誉,覃祥官看得很是淡漠。来省卫生厅上任时,他只夹了一个被窝卷、拧着一个竹壳热水瓶。传 达室的人以为这个人是来求职的,见了他拿出的省委任命书还有些诧异,就打电话告诉厅长。厅长立即出来迎接他。告诉他分管的工作后,安排他住进厅长们住的套房,并嘱他把家属户口转来,从下月起领取厅级干部的工资。覃祥官都谢绝了:他搬到招待所的一间小房里住,家属一个也不来省城;他说,爱人要照料生产队的小药房,还有小药园;如果一定要发工资,也寄到生产队,由队里记工分。这恐怕是湖北省第一个靠工分吃饭的厅官。

  上任几个月,他几乎每天都挂念着家乡,挂念着家乡的合作医疗事业。他忍耐不住,终于提出申请:回到老家去“蹲点”:要把“合作医疗”更上一层楼。

  “三土”(土医、土药、土方)、“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这终究是初级的;赤脚医生、卫生员,这终究是低水平。还有一些大病、痼疾,“合作医疗”拿不下来,要送到省、市大医院,医疗费用也担待不起。这些难题,都应想办法攻克。

  两次出国,尽管都是载誉归来,但比起外边世界,山村的落后,给他很大的震动。特别是1974年,随王震将军访问日本,所见所闻,给他很大的压力。有一位日本派来联络的女青年,对这位年轻的中国赤脚医生很钦佩,一路上,请他讲赤脚医生的故事,并提出同他一起来中国当赤脚医生的要求。原来,她也是一个学医的,覃祥官就“拜她为师”,从她口中,知道日本对中医、中药的研究,达到很高的水平,他就对这位日本姑娘说,你不要忙着到中国,那里很苦,我还想有机会来留学哩。

  回到家乡,找来同事们,谈访日的见闻。他拿出一把日本友人送的折叠伞,只筷子长一把,轻轻一按,像花一样地张开了。他说:“人家都来学习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也应该向人家学习。我们现在出诊,碰到雨天,只有斗笠蓑衣,又笨又重,每人配一把这种伞该有多好”。

  他请了好多科学专家来这里培训“赤脚医生”,研究中药方剂;请了一些老药农,来培植黄莲、黄芪、当归、人参;还请了一些动物学家来繁殖药用动物,鹿、蛇、麝……等。几年时间,他们竟生产出具有高山特色的药物,引来大的制药厂洽谈购买他们的技术、发明。在公社所在他的“秀峰桥”(后因名声远扬国内外,改称“乐园”)竟盖起了一幢现代化的卫生院,有高倍显微镜、X光拍片机和CT扫描,在当时,只有县医院才有这些设备。一般的重大病也可享受到“合作医疗”了。这时,公社“合作医疗”管委会已积累了百万财产,覃祥官向人宣传:等我再有了一百万,我就可以把所有送到外地去医疗的病人全都实行“合作医疗”。

  正当乐园的医疗事业蒸蒸日上,情况却出现了大转折。集体经济要改成“包产到户”,随即人民公社也宣布解散。他的高山药材场,顷刻间被瓜分,大队、生产队的药园、药房也一一关闭;卫生员、赤脚医生没有了“工分”,要各自回家谋生……。蜚声中外的“合作医疗之父”突然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他本是省卫生厅的副厅长,应该有个归宿,但上级组织部门却通知当地党组织:覃祥官是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坐飞机”上来的干部,对他的任命已经撤销。县里只好安排他到乐园卫生院挂个支部书记的职务,享受副县级待遇。

  其实,他亲手创办起来的这个“合作医疗”医院,也是面目全非。由“合作化”转向“市场化”,由看病吃药不花钱转向与经济效益挂沟。

  他守着这个“老摊子”,总希望有一天能重整旗鼓。凡是遇到省、市、地领导人来这里视察,他总是想方设法向他们谈“合作医疗”对群众的好处。虽然,所有的领导人都同情他、同意他,但谁也不开口要把“合作医疗”恢复起来。怎样恢复呢?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基础已经没有了。

  十年之后,1996年,一位副省长来这里想恢复“合作医疗”,拨了他十万元。他喜出望外,这笔钱比他开创“合作医疗”时的本钱要大一百倍啊。他回到老家杜家村进行筹备,等了一年,这笔钱却分文未见。最后才听说这笔钱早就下来了,被乡里挪去发了工资。他直接找到县长,希望要回这笔钱,县长说:“用了就用了吧,干部也要吃饭啊!”

  我是在2002年春节期间湖北电视台的《往事》节目中看到这件事的。节目主持人是著名的打假斗士司马南。覃祥官讲述了他办“合作医疗”从辉煌走向衰落的历程,最后,他讲到“最后一搏”十万元的故事,像是“麻雀掉到粗糠里”——空喜了一场。司马南问他,还想不想再干一场?他郁郁地回答说:“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

  随着《往事》的播出,沉寂十多年的覃祥官,突然又成为社会上的热点人物。今日的医疗状况,已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之一,特别在农村,更是怨声载道。人们不由得不想到赤脚医生覃祥官,不由得不赞誉覃祥官。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上不断地报道覃祥官的“往事”。人们这种怀旧的兴趣,是出于对现今社会的反思:在这纸醉金迷的社会里,曾出现过美好的“桃花源”。

  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去长阳深山探访“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从2002年到2006年,每年都到“天下合作医疗第一村”——杜家村“官医生”(当地人都这样尊称他)的老屋住几天。

  第一次到覃祥官家是2002年的四月间,是覃祥官下山来把我接上去的,要不然,这林扒小路,我怎么也找不到他家。

  山下已是杜鹃花开,山上却依然万木萧萧了。他指着山上云雾缭绕的林扒深处,一座白墙布瓦的荘屋依稀可见。走到坎边,仰头一望,屋角边上,一株挺拔入云的迎春花树,怒放着满树的洁白大花朵,就像这屋里的主人公:茕茕孑立。正大门的屋檐下,挂着毛主席像,还装上了一盏灯,照亮着毛主席。进了屋里一个大厅,正中间,贴着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两厢的壁子上贴满了图片,分上下两层,上层全是毛主席,有开国大典的、有在延安枣园的、有检阅红卫兵的、有访问农家的……,下层全是时装模特。他见我沿壁浏览,就解释说:

  “上层是我的天地,下层是孩子们的世界。是代沟啊,简直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上边是毛泽东时代,下边是邓小平时代。不过,这里还是我的统治范围。孩子们只是春节才上山来住几天。”

  几年来,我们的谈话,总是在这个“统治范围”里展开。多半是白天劳动,剁猪菜、锄菜地、劈木柴,或者到山上去挖野菜、拣蘑菇。吃了晚饭,就没完没了地天南海北的了。一截一截的枯树凳,把铁炉子烧得热烘烘的,炉面上,坐上一支小瓦罐,水在壶里噗哧噗哧地唱着,水蒸气在昏暗的灯光下冉冉飘散。

  “你知道这合作医疗为什么会垮掉吗?开始我弄不清楚,很多人也弄不清楚,连一些高层领导人也弄不清楚。他们都一直是安慰我、鼓励我,想办法把“合作医疗”再办起来。省领导有好几位,还有中央委员哩。湖北省委书记钱运录算一个吧,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王群算一个吧,让我最后绝望的是省里拨下来的十万元,专款是用于“恢复合作医疗”,乡里说用去发工资就用了,谁也不说一句公道话。我左思右想,这是什么道理啊?后来,想通了:毛主席去世了,毛主席的医疗路线也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事物也不会存在了。我们不是靠“六·二六”指示搞“赤脚医生”运动么。毛泽东思想被批判了,还有什么“六·二六”指示啊!

  “我和老伴一商量:死了这份心思吧。我们在山沟里摘了一些高山花朵,封在一个塑料袋里,上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去禀报。进了毛主席纪念堂,我俩老真想抱头痛哭一场,对着主席默念:“毛主席啊!您的‘六·二六’指示我们没有完成啊!”

  “你没有看见到我们山里人是怎样纪念“六·二六”的,每年六·二六都在公社边的大河滩上举行“献药大会”,十里八乡的土家儿女,翻山越岭,吹着喇叭,敲着锣鼓,背篓里装满了各种药材,土家姑娘们穿得花花绿绿的,唱着山歌,跳着摆手舞,简直比传统的“女儿会”还热闹。我常常想,我覃祥官有什么本事啊,一个大山沟里出身的土家汉子,被人叫做“合作医疗之父”,哪里来的?上有毛主席的领导,下有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哪像今天,搞什么“理论”,什么“代表”的这样艰难。

  “你们记者、编辑们,不要为我争那个厅官待遇了”(按:电视台制作《往事》节目的编辑记者曾到省卫厅帮覃祥官去讨个说法)。我的权还是不小的,让这些人看得起病,吃得吃药,享受到保健的权利,这不就够了吗?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犁曾感慨地说:“农民在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情况下,能解决看病吃药的问题,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是个伟大的创举”,我这个权还小吗!这叫‘劳动人民占领上层建筑’。主席这句话在哪里讲的?

  我回答说,好像是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他老人家讲的很对!我们这个合作医疗就不是官员们想出来的,是群众搞起来的,是群众推举出来的人在管理,是群众性的创造和实践。中国农民,就只能去打工、卖血汗,他们就不能当主人,震惊世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给我寄来一份材料,说由于有了“赤脚医生”和实行“合作医疗”,在世界各国基层医疗卫生状况的排列中,中国排到了前五名。今年,报纸上又登了一次世界这样的排名,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列到倒数第四位。我们花在“新农合”上的钱,比过去多几十倍啊!这就是路线决定一切吧!

  “在同一些外国专家打交道时,我常常告诉他们:‘我们的经验,对你们不一定适用。第一,‘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医疗战线上的产物;第二,‘赤脚医生’精神,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我们把它称做‘白求恩’精神。这两条你们都不可能有。哪知道这两点都应到我们自己头上了。社会主义革命没有了,毛泽东思想消失了,还有什么‘赤脚医生 ’,‘合作医疗’啊!”

  我和覃祥官的最后一次相聚是2006年“六·二六”前后,为筹备纪念合作医疗、赤脚医生运动40周年,准备在6月26日这天,在长阳召开一次座谈会。有北京、上海、武汉、宜昌、江苏、云南、贵州等地的老“赤脚医生”和卫生医药研究者。哪知临开会的前夕被告知要改期、易地举行,“六·二六”这个日子太敏感了。实际上是推辞婉拒了。我们很是沮丧,悻悻地回到他的深山老屋去怀念吧。

  上山的当天,他把我领到村边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坎旁,看到新筑起的一座碑亭。碑分上下两层,上层左边刻的是毛主席对乐园合作医疗报告的批示,右边刻的是新华社关于“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报道摘录。下层中间一块是覃祥官夫妇的墓碑,右侧是覃祥官自撰的墓志,记录了他办合作医疗的简历。

  我问他:你这算什么呢?是纪念碑还是墓碑呢?他说:“都是,也都不是。原来我想请政府能在杜家村头立一块大碑,上书‘天下合作医疗’第一村,没人理睬。我只好自己出钱做,私人又不能做纪念碑,只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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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祥官(右)和本文作者2006年“六·二六”在新筑的合作医疗纪念碑亭前。

  这件曾经震惊世界的事,就以这种方式来收场么!听说长阳县做了一个广场,是举全县之力,广场修成后,请一位明星来主持,出场费就是六万元。那天,刮着凄风细雨,我和祥官伫立碑亭前,远眺着千山万壑,相对无言。

  当我下山的时候,祥官一直把我送到大路边,帮我拦了一辆农用过路车,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

  “老伙计,我们还能见面吗!”

  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土家最亲昵的称呼对待我,我预感到有一些不祥之兆。

  他和我都是满眶泪水。

  2008年10月24日,我翻阅报纸,在《楚天都市报》的头版上,看到了一则新闻题:《农村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去世》。在消息中说:“昨日凌晨2时50分,被誉为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之父的长阳县副县级退休干部覃祥官,因突发心脏病辞世。这位76岁的老人,曾首创风靡一时的中国农村合作医疗模式。这一模式惠及了亿万农民”。

  我立即拨打祥官的手机,幻想着能听到他浑厚的土家乡音。电话里却传来女儿华珍的声音,“古伯伯,我爸走了啊!”她哭着:“屋里屋外挤满了乡亲,你听啊!”从电话里传来一片叫声、喊声、鞭炮声、哭泣声……。土家人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啊!华珍告诉我:26日晚上将按土家的习俗,举行整夜的“跳丧”活动。

  26日夜,我又拨通了祥官的手机,我对华珍说,你不要关掉了,让我听现场的声音,一直到把电池用完为止。

  人声鼎沸、唢喇声、锣鼓声、人们在有节奏地拍手,脚在地面上踢踏,还有敲打竹筒之类的音响声,不时还有凄凉的歌声。华珍不时地对我讲说。“跳丧”举行了一个通宵,陆续有成千的人来悼祭,光开席延客就有七、八十桌。27日上午,是从县里赶来的各界代表举行追悼大会,接着是抬着祥官的棺木,葬到他身前所筑的碑亭后边。

  “中国合作医疗之父”仙游了。被他感动的世界有多少人知道呢?有人是故意地淡漠他,但土家儿女都为他痛哭,穷苦的农民也不会忘记他的。

  “Barefeet doctors”,在它的祖国已经逝去,但在世界各地,农家小舍,贫民区里,却有着他们匆忙奔波的足迹。

  2008年10月28日于武汉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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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榔坪镇乐元村竹园荒刘维菊家堂屋墙壁上的一排毛泽东的画像,画像已很陈旧。覃祥官的妻子刘维菊说:“覃祥官这辈子最崇拜毛主席。毛主席四次接见他。这些像都是他买回来贴上去的。”
【三峡宜昌网(通讯员 刘洪进 王双跃 201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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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画像边有两个镜框,刘维菊告诉记者:一个镜框是覃祥官中年时期的彩色照,另一镜框里是一些覃祥官为农民治病和有关合作医疗事件的小照片,这些照片都是新华社记者采访合作医疗时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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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维菊把记者带到距她家不远的一座坟墓前。她说:“这是覃祥官和我的坟墓”。墓碑上有一幅对联:“山花不语如听讲,溪水无情自荐哀”。是覃祥官自己写的。墓碑右上侧刻有毛主席对《人民日报》头版报道覃祥官首开农村合作医疗先河的批示,左上侧为1993年新华社记者送给覃祥官“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称号的大事记。刘维菊说:“他走了快6年了,2008年10月25日是祥官的生日,就在生日前一天,他就走了。走的那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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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夫妻墓,刘维菊说:“我在,就帮覃祥官守屋看坟,死了就和他埋在一起。儿女好多次要接我进城,我那里都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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